我在礦山編礦報

1969年一個春日，我剛剛下班回來，一個瘦長個子的中年人就來找我。礦上陪他來的同誌向我介紹說：“這位是原礦務局黨委宣傳部的部長、現礦務局革委會政工組宣傳組的組長周友興同誌，他有事找你談談。”

“聽說你在部隊上寫過不少東西，回到礦上後，又在《湖南日報》上整版整版地發表大塊文章，是根很硬的筆杆子。局裏《漣邵礦工報》在文革開始不久停了，現在黨的“九大”就要召開了，局革委會也成立了，《礦工報》準備複刊，我是來請你出山的。”

聽了老周的話，我一時沒有作聲，心裏很矛盾。坦率地說，做記者、當編輯，我是非常樂意的。報紙，是我的學校。我的文學幼芽，是在報紙上萌出的。我是先寫新聞故事，而後向文學挺進的。但是，這場文化大掃蕩開始後，我有許多問題想不通，將自己幾十公斤的書燒掉了，燒了一鍋熱水洗了一個澡，自我揶揄說：“洗澡不幹了，”發誓這一輩子再不和文字打交道。從部隊回到礦山不久，在軍代表的再三動員下，我答應出來為他們籌備礦革委會的成立，革委會成立後，我即回機電隊燒電焊。於是，我為他們寫了革委會的成立公告，寫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寫了……沒想到，礦裏這頭還沒有掙脫，局裏又來“抓”了。

我終究沒有逃脫。

礦報複刊的籌備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我是複員軍人，又是從基層上來的一個工人。他們出於某種政治的考慮，要我來寫報紙的複刊詞。我也沒有推辭。兩千來字的複刊詞，一揮而就。頭頭們看了很滿意。黨的九大開幕的那天，我們的礦報複刊了。

那時候，編報人的工作十分緊張。每當兩報一刊的社論一發表，每當紅色電波傳來最新指示，我們就要通宵達旦地工作。年輕時，我的思維算是敏捷的。一聽完廣播，一篇文章的框架就在我的腦子裏形成了。我伏到電話機旁，一邊接各礦通訊員發來的情況，一邊寫這篇反映文章。接完各礦的電話後，我的文章也就寫成了。且是寫出一頁紙，排字工人就拿一頁紙去撿字。天剛剛亮，各礦就開車來取我們礦報的“號外”了。往往，“號外”的第一版，印著兩報一刊的社論或最新指示，第二版就印著我寫的那篇反映文章。“井架搖動手臂，礦燈發出歡笑，百裏煤海盡歡騰……”極富激情，卻十分空洞。記錄著那一個時代的狂熱。

後來，報社的人手多了些，我便分管報紙副刊和全局的對外報導。所謂對外報導，就是向本局以外的新聞單位發稿。我們礦報副刊，過去叫《煤海激浪》，那是撿的北方某一家礦報副刊的名字。我覺得沒有意思。於是便取了一個名字，叫《礦燈》，大家都說好，副刊便正式改名為《礦燈》了。從我們的《礦燈》下，走出了一大批人。如今稱為“湘軍七小虎”的薑貽斌、林家品就是從這《礦燈》下走出來的；現出任省廣播電視廳廳長的魏文彬也是從這《礦燈》下走出來的。從《礦燈》上起步，現在成為省作家協會會員的達十人之多。礦報是一塊練兵場，礦報是一座學校啊!

除編好礦報副刊，我還擔任對外報導。我搞對外報導，是和編我的礦報結合起來的。局內有了重大新聞，常常是我出馬，去寫長篇通訊。有一次，鬥笠山煤礦一個采煤隊月采原煤13000多噸，刷新了全省的紀錄。我立即趕去采訪。在采煤隊座談了半天，這篇通訊的框架就在我腦子裏形成了。從鬥笠山回局裏，要先坐汽車到婁底再轉往邵陽去的火車。而火車要到下午三點多鍾才有，要等四個多小時。我便在一家麵館油漬漬的桌子上鋪開了紙筆……當我上火車的時候，一篇五、六千字的通訊就出來了。礦報的清樣一出，我就剪貼一份寄往《湖南日報》。幾天後，《湖南日報》便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發表了這篇叫《團結寫新篇，壯誌破萬噸》的長篇通訊。《一個礦工的日曆》、《火紅的晚霞》、《礦工本色永不變》等長篇通訊在《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和發表以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一個礦工的日曆》所記述的礦工喻雨初，後來成為全國采煤英雄；《礦工本色永不變》，是記的礦務局一位新提拔的礦黨委副書記三個不同的人生階段。通訊中的三個小標題頗新穎：當官不像官——寫他當隊長的事；普通工人不普通——寫他當了隊長後又下放當工人的事；掌權不特權——寫他當了大官(局黨委副書記)的事。通訊在《人民日報》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後，上海的《解放日報》立即發了一篇評論……後來礦務局把我寫的這些通訊，結集為《勇攀高峰的人們》，內部出版了。

我覺得，我在煤礦編礦報的那一段生活，於我的文學創作十分有益。每每回想起來，禁不住有絲絲甜味湧上心頭……

(作者:譚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