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煤政治之二：“扭曲的改革”與利益最大化
作者：佚名
2008-06-14 09:44
來源：不詳
將改革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方式使得人們在
評價一件事情的時候總是要與對改革的肯定或否定聯係在一起，而對改革的態度又會反過來影響對此事物的
評價。
官煤勾結以及相聯係的礦難也是如此。對於聲名狼藉的“官煤勾結”現象，有人將其與市場化改革聯係起來。一些煤炭業人士就認為，“官煤勾結”現象是在煤炭業向私人開放後出現的，並日益成為普遍現象。甚至有人說，“煤炭業在完全屬於國有的時候，從來沒有過‘官煤勾結’，也沒有這麼多礦難……都是市場化惹的禍。”但也有人則努力將“官煤勾結”現象與市場化改革劃清界線。他們認為，“官煤勾結”並非禍起市場化改革，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沒有到位所致。正是當初國有 煤礦從國家手中獲取資源是以非市場化的、行政劃撥的方式，低價甚至無償，才導致“官煤勾結”盛行，一些私人資本以很低的代價進入需要高投入的煤炭產業。
由此一來，如何看待官煤勾結和礦難，又觸動到如何 評價改革這根敏感的神經。不過一方是將帳算到改革的頭上，另一方是將之歸結為改革不徹底。但實際的情況遠比這樣清晰的歸因更為複雜。下麵的 03manbetx 將表明，恰恰是“扭曲的改革”才使得“官煤勾結”的利益得以最大化。這裏的奧秘就在於以權力催生礦產的私有，然後再以權力挾製私有的礦產。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扭曲的改革”不是改革的某種中間性的過渡階段。我國的改革以漸進式的方式而著稱。這樣的改革方式，對於探索改革的道路，減小改革的代價，無疑是有意義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漸進中的每一步，並不一定意味著是有利於達到最終目的的階梯。它在其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固化下來。特別是在社會中的利益集團已經有力量來影響改革進程的時候，這種固化下來的改革就可能會成為一種半吊子改革，一種扭曲的改革，甚至成為一種爛尾工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背景的變化，這種“扭曲的改革”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每一種形態都可以成為攫取利益的相對穩定的結構。隻有當另一種形態可以提供更大利益的時候，這種形態才會被另一種形態所取代。
有人曾經整理過不久前發生重大礦難的某 煤礦的“改革曆程”的資料。這個 煤礦的前身是一個不錯的國有企業。但在企業 管理改革的過程中，開始實行一種吃裏扒外的“ 管理”方式，生產 管理開始混亂，礦裏的虧損也日益嚴重。而 煤礦的主要 管理人員的收入卻在新的管理體製下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在地方政府扶持之下，附近小煤窯蜂起，在這些小煤窯的包圍下，加上本身的經營管理問題，這個國有企業被漸漸逼入絕境。企業陷入絕境，就為改製提供了理由，在此背景下，企業被賤賣給私人老板，該老板以250萬元就獲得了價值2.2億元的固定資產。老板的暴富，也帶動了相關原國企管理層、地方官員們的暴富，其中的一些人成為這個私營化了的煤礦中神秘的股東，最終是震驚全國的礦難的發生。對於這個過程，人們完全可以從理論上將其概括為從管理改革到產權改革的漸進圖景，但事實上，這個圖景遠不是一個通向新體製的真正路徑。
“扭曲的改革”的高潮就是官商聯手進行的改製過程。不了解當時情況的人會有一個疑問，在如此暴利行業中為何國有或集體煤礦會經營不善？但實際上，當初的情況並非如此。在當時低迷的價格之下，相當一批國有或集體煤礦實際上處於不能贏利甚至虧損的狀態。於是，經營的困境催生了倉促的改製。之所以說倉促，是說在這樣的改製中往往將含金量極大的礦業權幾乎白白送掉，甚至送得迫不及待。
以備受爭議的山西某煤炭企業改製為例。2001年底，幾家民營公司出資3750萬元參與該煤炭企業的改製，獲得75%的股權；到209 7 3 12 3 4 8 : 來源：湖北 安全生產信息網 04年底按股權分紅，民營公司累計獲得利潤3.7億元，平均年收益率達到了300%。一些當地人的說法是，300%的年收益率還隻是一個保守估計。一位參與了改製過程的原煤礦負責人說，整個改製過程，民營公司實際上隻付出了375萬元。之所以有後一種說法，是由於375萬是煤礦轉讓前的定金，而根據協議剩下的3300多萬到帳的時候，煤礦已經由買方經營了4個月的時間，而買方經營這個煤礦前5個月的利潤就超過5000萬，用來支付3300萬注冊資金自然是綽綽有餘。而實際上，據縣政府提供的資料，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三年間，這些民營公司共實現利潤６億元，稅後淨利潤４億元，平均每年1個多億。而這樣的效益或“投資-收益率”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白白相送的礦業權或者說是國有的資源。
在有關改革的爭論中，焦點之一是如何看待某些領域中進行的所謂市場化改革。從抽象的意義上來說，很少有人會否認市場化是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但是，市場化的進程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這當中有兩個因素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其一，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明顯滯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是與沒有發生改變的權力模式結合在一起的。其二，由於在大規模轉製時期仍然沿用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市場化甚至私有化都是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私下”進行的，很難用名正言順的規則加以規範，甚至將破壞正式規則視為改革的法寶。這樣的改革策略，雖然可以取得某種局部的成功，如有人所說至少是將事情辦成了，但為此要付出的代價將會是巨大的，這就是破壞公正和規則成為慣例，機會主義成為信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市場”成為權力與金錢進行交換的場所。 這當中關鍵的一點是，很多礦權的轉讓大多數都是以協議的價格而不是以拍賣的價格成交的，也就是說，交易似乎是以市場的方式進行的，但價格這個關鍵的因素卻不是市場的。一個了解內情的個體礦主說：“關鍵在於上下結合，沒上麵不行，沒下麵的基層幹部支持也不行。縣裏領導最重要，得有一個主要的領導給你撐腰。參與改製不是指參加投標、競標，更重要的是指私下活動，這裏麵的名堂就大了。你可以找到縣裏的領導說，我出2000萬元，500萬元就不用退了，給你個人花了等等。”事實上，不僅是在煤礦改製中，在其他行業國企改製的過程中，這樣的現象幾乎屢見不鮮。
一位專家曾指出，“如果(采礦權)都以公開招標的做法進行出讓，‘官煤勾結’就不會如此大行其道”。但實際上，即使是拍賣，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一位通過“拍賣”成功買到煤礦的礦主說，明裏說是拍賣，其實是暗箱操作。“拍賣以前，公開登報招標。但是沒有關係的人就拍不上。假設有20個人報名投標，競標的底價是1000萬元，而實際上煤礦能值兩三千萬元。縣領導就和下麵打招呼，1500萬元封頂。比如有20個人報名，到封頂的時候大家都不退，你想多出錢拿到煤礦，就需要私下活動了。在今年的煤礦拍賣中，我也買了一個煤礦，我買的這個礦還有六七家投資商在爭，爭也是白爭，已經是我的了。競標的形式要走，但別人拿不上。我走的省裏一個部門的關係，說好了辦妥後200萬元的‘攻關’費，現在已經付了100萬元，正在辦手續。這個礦的資源不多了，縣裏已經發文同意把附近另一家有資源的礦通過‘改製’兼並過來，這樣至少能值2000萬元。” 上述改製過程說明，在行政權力沒有受到有效規範的時候，通過這種權力進行的改製，必然導致對公共財產的瓜分。而通過這種改革實現的民營化，也不可能脫離權力的挾製而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一位煤老板這樣說明他所處的困境。“雖然改製後的煤礦號稱是民營煤礦，但實際上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行政力量完全可以控製民營礦業的生死，而是生是死，則取9 7 3 1 23 4 8 : 來源：湖北 安全生產信息網 決於具體的權錢交易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這樣扭曲的改革之下，“市場”成為權力開辟出來的可以成為實現權錢交換的新場所，而權力也蛻變為謀利的新手段。
結果是管理也成為權錢交易的一個項目。這裏的藝術就在於，放任足夠可以進行管理的現象存在，然後從“理所當然”的管理中謀利；在管理的 標準中留下足夠的模糊地帶，從而使得管與不管都理由充足；更重要的是，權力要具有決定生死的威懾力。而實現權力謀利的具體手段，就在刁難與保護之間。比如，一個煤礦要進行合法生產，需要有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 安全生產資格證、 安全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等多個證件。據說，在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礦中，辦理了安全生產許可證的隻有2000多座。問題在於辦證的過程：“辦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最少要過二三十道關，每道關你都要想出能過的辦法。”即使生產條件合乎安全 標準，也需要再去“活動活動”。這裏的“活動活動”，就是交易過程。
當然，權力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護。國務院廣東大興礦難 02manbetx.com 調查領導小組組長、監察部部長李至倫曾經說過:“一個證照不全、管理混亂、不具備安全生產基本條件的企業，居然可以在政府監管下存在數年，特別是在省裏已經明令煤礦企業停產整頓期間，仍然肆無忌憚地組織生產，以致釀成慘禍，這中間有無腐敗問題，是值得深思的。”實際上，許多礦難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2001年7月廣東省政府在一次“重大 02manbetx.com 隱患排查會議”上，要求對包括大興煤礦在內的四望嶂礦區的6個煤礦一律關停。但是，這六家煤礦在地方政府的“據理力爭”下被保留了下來，從2002年8月以後一直以“試開采”的名義進行開采，一直到這次礦難的發生。9 7 3 1 2 34 8 : 來源：湖北安全生產信息網 $False$ $False$
官煤勾結以及相聯係的礦難也是如此。對於聲名狼藉的“官煤勾結”現象，有人將其與市場化改革聯係起來。一些煤炭業人士就認為，“官煤勾結”現象是在煤炭業向私人開放後出現的，並日益成為普遍現象。甚至有人說，“煤炭業在完全屬於國有的時候，從來沒有過‘官煤勾結’，也沒有這麼多礦難……都是市場化惹的禍。”但也有人則努力將“官煤勾結”現象與市場化改革劃清界線。他們認為，“官煤勾結”並非禍起市場化改革，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沒有到位所致。正是當初國有 煤礦從國家手中獲取資源是以非市場化的、行政劃撥的方式，低價甚至無償，才導致“官煤勾結”盛行，一些私人資本以很低的代價進入需要高投入的煤炭產業。
由此一來，如何看待官煤勾結和礦難，又觸動到如何 評價改革這根敏感的神經。不過一方是將帳算到改革的頭上，另一方是將之歸結為改革不徹底。但實際的情況遠比這樣清晰的歸因更為複雜。下麵的 03manbetx 將表明，恰恰是“扭曲的改革”才使得“官煤勾結”的利益得以最大化。這裏的奧秘就在於以權力催生礦產的私有，然後再以權力挾製私有的礦產。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扭曲的改革”不是改革的某種中間性的過渡階段。我國的改革以漸進式的方式而著稱。這樣的改革方式，對於探索改革的道路，減小改革的代價，無疑是有意義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漸進中的每一步，並不一定意味著是有利於達到最終目的的階梯。它在其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固化下來。特別是在社會中的利益集團已經有力量來影響改革進程的時候，這種固化下來的改革就可能會成為一種半吊子改革，一種扭曲的改革，甚至成為一種爛尾工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背景的變化，這種“扭曲的改革”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每一種形態都可以成為攫取利益的相對穩定的結構。隻有當另一種形態可以提供更大利益的時候，這種形態才會被另一種形態所取代。
有人曾經整理過不久前發生重大礦難的某 煤礦的“改革曆程”的資料。這個 煤礦的前身是一個不錯的國有企業。但在企業 管理改革的過程中，開始實行一種吃裏扒外的“ 管理”方式，生產 管理開始混亂，礦裏的虧損也日益嚴重。而 煤礦的主要 管理人員的收入卻在新的管理體製下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在地方政府扶持之下，附近小煤窯蜂起，在這些小煤窯的包圍下，加上本身的經營管理問題，這個國有企業被漸漸逼入絕境。企業陷入絕境，就為改製提供了理由，在此背景下，企業被賤賣給私人老板，該老板以250萬元就獲得了價值2.2億元的固定資產。老板的暴富，也帶動了相關原國企管理層、地方官員們的暴富，其中的一些人成為這個私營化了的煤礦中神秘的股東，最終是震驚全國的礦難的發生。對於這個過程，人們完全可以從理論上將其概括為從管理改革到產權改革的漸進圖景，但事實上，這個圖景遠不是一個通向新體製的真正路徑。
“扭曲的改革”的高潮就是官商聯手進行的改製過程。不了解當時情況的人會有一個疑問，在如此暴利行業中為何國有或集體煤礦會經營不善？但實際上，當初的情況並非如此。在當時低迷的價格之下，相當一批國有或集體煤礦實際上處於不能贏利甚至虧損的狀態。於是，經營的困境催生了倉促的改製。之所以說倉促，是說在這樣的改製中往往將含金量極大的礦業權幾乎白白送掉，甚至送得迫不及待。
以備受爭議的山西某煤炭企業改製為例。2001年底，幾家民營公司出資3750萬元參與該煤炭企業的改製，獲得75%的股權；到209 7 3 12 3 4 8 : 來源：湖北 安全生產信息網 04年底按股權分紅，民營公司累計獲得利潤3.7億元，平均年收益率達到了300%。一些當地人的說法是，300%的年收益率還隻是一個保守估計。一位參與了改製過程的原煤礦負責人說，整個改製過程，民營公司實際上隻付出了375萬元。之所以有後一種說法，是由於375萬是煤礦轉讓前的定金，而根據協議剩下的3300多萬到帳的時候，煤礦已經由買方經營了4個月的時間，而買方經營這個煤礦前5個月的利潤就超過5000萬，用來支付3300萬注冊資金自然是綽綽有餘。而實際上，據縣政府提供的資料，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三年間，這些民營公司共實現利潤６億元，稅後淨利潤４億元，平均每年1個多億。而這樣的效益或“投資-收益率”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白白相送的礦業權或者說是國有的資源。
在有關改革的爭論中，焦點之一是如何看待某些領域中進行的所謂市場化改革。從抽象的意義上來說，很少有人會否認市場化是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但是，市場化的進程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這當中有兩個因素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其一，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明顯滯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是與沒有發生改變的權力模式結合在一起的。其二，由於在大規模轉製時期仍然沿用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市場化甚至私有化都是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私下”進行的，很難用名正言順的規則加以規範，甚至將破壞正式規則視為改革的法寶。這樣的改革策略，雖然可以取得某種局部的成功，如有人所說至少是將事情辦成了，但為此要付出的代價將會是巨大的，這就是破壞公正和規則成為慣例，機會主義成為信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市場”成為權力與金錢進行交換的場所。 這當中關鍵的一點是，很多礦權的轉讓大多數都是以協議的價格而不是以拍賣的價格成交的，也就是說，交易似乎是以市場的方式進行的，但價格這個關鍵的因素卻不是市場的。一個了解內情的個體礦主說：“關鍵在於上下結合，沒上麵不行，沒下麵的基層幹部支持也不行。縣裏領導最重要，得有一個主要的領導給你撐腰。參與改製不是指參加投標、競標，更重要的是指私下活動，這裏麵的名堂就大了。你可以找到縣裏的領導說，我出2000萬元，500萬元就不用退了，給你個人花了等等。”事實上，不僅是在煤礦改製中，在其他行業國企改製的過程中，這樣的現象幾乎屢見不鮮。
一位專家曾指出，“如果(采礦權)都以公開招標的做法進行出讓，‘官煤勾結’就不會如此大行其道”。但實際上，即使是拍賣，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一位通過“拍賣”成功買到煤礦的礦主說，明裏說是拍賣，其實是暗箱操作。“拍賣以前，公開登報招標。但是沒有關係的人就拍不上。假設有20個人報名投標，競標的底價是1000萬元，而實際上煤礦能值兩三千萬元。縣領導就和下麵打招呼，1500萬元封頂。比如有20個人報名，到封頂的時候大家都不退，你想多出錢拿到煤礦，就需要私下活動了。在今年的煤礦拍賣中，我也買了一個煤礦，我買的這個礦還有六七家投資商在爭，爭也是白爭，已經是我的了。競標的形式要走，但別人拿不上。我走的省裏一個部門的關係，說好了辦妥後200萬元的‘攻關’費，現在已經付了100萬元，正在辦手續。這個礦的資源不多了，縣裏已經發文同意把附近另一家有資源的礦通過‘改製’兼並過來，這樣至少能值2000萬元。” 上述改製過程說明，在行政權力沒有受到有效規範的時候，通過這種權力進行的改製，必然導致對公共財產的瓜分。而通過這種改革實現的民營化，也不可能脫離權力的挾製而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一位煤老板這樣說明他所處的困境。“雖然改製後的煤礦號稱是民營煤礦，但實際上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行政力量完全可以控製民營礦業的生死，而是生是死，則取9 7 3 1 23 4 8 : 來源：湖北 安全生產信息網 決於具體的權錢交易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這樣扭曲的改革之下，“市場”成為權力開辟出來的可以成為實現權錢交換的新場所，而權力也蛻變為謀利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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