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生活，創作之源；故鄉，生命之根。
我創作的源頭，我生命的根係，在湘中那片黑色的土地。
又是開春的日子了，又是新春的佳節了。
每當這個我們民族的傳統節日臨近的時候，一腔思念之情，就在我心中澎湃。調離那片山地，已是二十六七年了，而我的心，卻一直存留在那裏，存留在那裏的山道、煤巷之中，存留在那裏的比我年長、比我年輕、與我同齡的工友之中。我為那裏的興旺欣喜，我為那裏的困境焦急。離開那裏以後，我經常回那裏去看看，看看一同揮汗建設這片山地的工友。那裏紅火的時候是這樣，那裏冷清的時候，更是這樣。
我們的車子，駛進了一片礦區。對麵，是一排起伏的山脈，那是望龍山。這座脊梁般挺起的礦山，多次與我對這片山地的滿腔深情一道，進入了我一個一個的作品。
車子在一排低矮的房屋前停住。我走下車來，徑直朝一節坡道走去。這次回礦來我最想見的那個人，就住在坡道下麵的房子裏。那裏，原是一個職工食堂。前年，礦上將這個大食堂隔成一間一問的小房子，安排給幾位退休老工人居住。他，就住在這裏。
“譚談!”
老遠，他就看到我了。站在門前，朝我揚手。
我匆匆地朝他走去。
上世紀80年代中，我頭戴一頂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帽子，到那裏兼職深入生活，成為這座礦山城市的市委副書記。我借住在市人武部的一棟宿舍裏。頂屋，6樓，冬日，極冷。當時，我心胸中，正湧動一部長篇小說的波濤。屋外，雪粒嘣嘣地敲打著窗戶玻璃。屋裏，我在奮筆書寫著後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美仙灣》。為了減少幹擾，我平生第一次，耍了點小聰明，我在門口貼了張小紙條，上書：本人因事外出，有事請留言。因寫作正處於癲狂時候，不管外麵怎麼敲門，我都不理不睬，全身心沉浸在小說展示的世界裏。
一天，寫完小說的一個章節後，我撂下筆，推開門，想到外麵去踱踱步，透透氣。門一打開，厚厚的一張紙片，落在地上。那是從商品包裝箱撕下來的一片紙。我躬身撿起一看，隻見上麵用圓珠筆寫著幾行字，一筆一劃，又粗又硬，像火柴棍子搭起來的一樣：“譚談，我來看你，你不在，隻好走了。我還住在老地方，很想見見你。周忠漢。”
他來了，還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怦怦地跳。
屈指算算，18個年頭了。這老兄，一直呆在那荒蕪、偏僻的山頂上?那一年，我們一起從部隊複員到這座礦山，都分在礦區最繁華的地段工作。當時，我24歲，他長一二歲，都
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還在部隊時就結婚了，愛人是礦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礦山不久，他就當爸爸了。偏偏在這時，組織上決定調他上山，他心裏不大願意，但他不善言辭，要他找領導上說一句話，比要他下井上一個班還感到為難。他終於帶著家人和家當，上山去了。那座山，我們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裏叫四風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幾個伴，到那裏去看他。上山沒有公路，一條羊腸小道，串連著這裏的坡坡嶺嶺。花了兩個多小時，才走到那裏。山坡上，僅搭著兩棟棚子似的簡易平房，住著二三十個工人，十分荒涼、清冷。他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從山裏揀來蘑菇，扯來小筍子，還炒了臘肉，美美地招待了我們一餐。此後不久，我便離開了這座礦山。直到十年以後的1979年秋，我在《工人日報》當記者時，回到這座礦山采訪，一打聽，他們夫婦仍舊在山上。山上仍舊沒通公路。我在礦部一位幹部陪同下，翻過木絲坳，走了十五六裏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種的腳板薯，又煮了春夏時節采來的蘑菇招待我。餐桌邊，我們交談著。我才知道，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老大和老二，都上學了。可山上沒有學校，隻好放一個奶
奶家，放一個外婆家。這時，我才更深一層地體會到，這山頂上生活的艱難!
不覺間，又是七八年過去了，他竟仍然在那山頂上。去年底，我到這座小城來深人生活，兼任這裏的市委副書記。他那座礦，是自己一方偏僻的“領地”。他這麼遠跑來看我，是不是有求於我，要我幫忙將他調下山來?我捏著那塊紙片的手，不禁抖動起來。是嗬，他領著妻子和孩子，在那裏默默地度過了18年，這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嗬!他應該下山了嗬!
我終於上路了。現在，山上通了公路。小車，在這條一個之字又一個之字的公路上奔跑著。為了便於解決他提出的什麼要求，我特意讓小車開到那個礦區最繁華的地段，把工區黨委書記老張拉上車來。路上，我忍不住問老張：“他幹得怎麼樣嗬?…‘很難說具體。沒聽人講他好，也沒聽人說他壞。這也許是我太‘兵僚’主義，也許是他太普通了。”這話我信，在漣邵礦區四萬多名工人中，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麼，他有沒有提出過要下山呢?”“也沒有呀!”
很快，車子爬到山上，停在井口邊的坪裏。老張領著我朝山坡上的那棟平房爬去。隨著我的幾聲大喊，從一個門孔裏走出來一個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蓮。
“忠漢呢?”
“洗澡去了。”
一會，一個穿條褲衩光著膀子，袒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的漢子，從坡下陡陡的石級上爬上來了。是他，是我的戰友周忠漢。
“身體可好?”
“好!”
“家裏呢?”
“好!”
“孩子們呢?”
“好!”
他一邊給我們端來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邊用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言辭回答我。經我細細盤問，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畢業後在家待業，老二和老三讀書。還是那樣，一個在奶奶家，一個在外婆家。
“你，有什麼想法就講呀，我特意把你們書記喊來了。”我謹慎地啟發他。
“沒，沒什麼想法。”
“有沒有想過要下山?”我知道他秉性遲鈍，便進一步地啟發。
“想過。可是，我又想過，這山上橫豎要人搞呀!”
我沉默了。心裏熱熱的。忍不住抬起頭來，放眼望去。頓時，眼前蒼山如海。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山頭，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子上，樸實無華。我頓時覺得，自己麵前的這位普通工友，也是一座山頭，一座高高聳立的山頭……
歲月的河流在腳下呼呼地流動。又是多少年過去了，我們老了，我們的兒女們成年了。2003年春節，我和老伴帶著我們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和三歲的小外孫，又爬上了這座山頭。礦山，時下正在改革大潮的陣痛中喘息。此時，這個風井已經關閉了，他和一些工友，仍住在這些矮小的房子裏。那是開礦時搭起的工棚，牆壁是竹篾上糊一些泥漿，許多地方泥塊脫落了，風呼呼地鑽進來。看到我一家三代人從省城趕來看他，他和他的老伴都很感動。當我抱著3歲的小外孫走進屋時，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下，跑進裏房，在那張原本沒有油漆的，如今已被歲月的煙塵、礦山的煤塵染得黑黑的木板床上摸了一陣，拿出二張紅紅的百元鈔票，要塞進我的小外孫手裏，被我一把按住。淚水刹時便模糊了我的眼眶。要知道，這兩張鈔票，可是他半個月的退休工資嗬!
路上，我對我的兒女們說：“以後，你們在工作中，在學習中，有什麼坎兒邁不過，有什麼事兒想不通的時候，就想想你們的周伯伯，就來看看你們的周伯伯。他是我們一家人的人生坐標，是我們一家幾代人的人生教師嗬!”
去年，他給我來電話，說他已從山上搬下來了，搬到了礦山的中心區。我聽到這個消息，真為這位老工友高興嗬!這年春節，我忍不住回礦去，去看看他，看看他的新房。這是原來的職工食堂改建出的幾間房子，由於地勢很低，房子裏很暗，采光很不好。他卻很知足了。朗朗的笑聲裏，向我伸出手來：“挺好了，挺好了!”
這次，我是第二次走進這“挺好了”的房子裏了。
進屋不久，我就發現這位老友的臉上一臉愁雲。交談幾句之後，他告訴我：“嫁在農村裏的女兒，冬天倒了房子。她回家來向我借錢建房，我隻有七千元的積蓄，全給她了。在農村裏，七千元也蓋不起房子嗬!”我趕忙摸出這次出門前放在衣袋裏的二千元錢，遞了過去說：“我身上帶錢不多，這點錢，你轉給你的女兒吧!”
他沒有推脫，接下了。
一排熱浪，呼呼地湧上我的胸中，分離幾十年了，他仍沒有把我當外人嗬!頓時，我感到自己的心和他的心，貼得是那樣那樣近!我感動了，我知足了。我仍在他們中間啊!
中篇小說《山道彎彎》發表以後，改電影，改電視劇，改各種各樣的地方戲，委實熱了一陣子。許多的讀者朋友，總是問我：“那個憨厚的二猛，那個有一顆金子般心的金竹，生活裏有原型嗎?”
我回答不出讀者朋友的提問。
然而，每每這時候，這片山地上的一些工友的麵影，卻總是在我的眼前浮現。
那一年新竹吐翠的時候，我在金竹山下，認識了一位礦工的妻子，一個相貌清麗、身材苗條的苗家女。
7年前，人生的不幸，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丈夫在礦井裏倒下了，永遠地離開了她。而這時，她才29歲，留給她的，是四個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一歲半。這，對一個年輕的女人來說，是多麼沉重的打擊啊!丈夫是湘西人，在這個礦工作的湘西老鄉，勸她向礦上提要求，將丈夫的遺體運回湘西老家去安葬。應該說，這個要求是不過分的。當領導上來征求她的意見時，她流著眼淚說：“運回湘西，國家花費太大。他在礦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她愛這個礦；死後，就把他埋在礦區的山頭上吧!我們母子守著他……”簡短的幾句話，說得礦領導眼淚直落。當領導上進一步問她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要求時，她說：“我不能趴下來吃社會主義，要站起來幹社會主義。給我工作吧!”
不久，她工作了。當上了食堂的炊事員。每天，她挑著油箱油餅下礦井，把熱飯熱菜送到礦工手裏。她用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廣大礦工的讚揚，當上了礦、局勞動模範，並出席了全國煤炭工業戰線群英大會。她那張端莊、秀麗的照片，印到了《全國煤礦英雄譜》上……
我更熟悉這樣一位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會議上從不敢發言，就是說一句話，臉都會漲得通紅。正當她和一個工人熱戀的時候，一場火災，把男朋友的鋪蓋燒了個精光。一位領導同誌開玩笑說：“結婚吧!結了婚，兩人就隻要一套鋪蓋了。”就這樣，他們結了婚。婚後不久，男方的母親生病住院，接著亡故。家裏原來什麼準備也沒有做，一沒棺材，二沒一分錢的積蓄。這時，她把自己婚前積蓄下來的218元錢的存款折子交給愛人，又和她叔父聯係，借了叔父家一口棺材。安葬婆婆後，她又把愛人11歲的弟弟接到礦上讀書。此時，她參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卻連一塊普通的手表也沒有……
一次，我到一個煤礦采訪，住在一個工區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隻有一位年輕的女同誌，會計是她，服務員也是她。她工作很負責，待人熱情和藹。但是言語很少，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幹活。工區辦公室秘書告訴我：她的丈夫因公犧牲兩年多了。別人給她介紹對象，她總是不答應。每個月發了工資以後，便帶著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節約一些錢交給公婆。
她，她，她……每每動筆，便有多少個“她”，在我心中跳動，在我眼前浮現。
去年春節前夕，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關我的書《今生有緣：譚談說朋友·朋友說譚談》，也就在這時候，我聽說那位苗家女，在將四個孩子撫養成人之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組織了新的家庭。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熱熱的。我帶上這部收入了我說她的事跡的書，回礦裏尋訪她來了。
我走進了她的新家。她新找的這位老伴，也是我的老熟人，原礦黨委的副書記。我們圍坐在那溫暖的火爐邊，和她，也和他，盡情地聊著……
再有幾天，就是除夕了。這一天，這個礦山小鎮，非常熱鬧，狹小的街道上，人頭攢動，人、車，擠成一片。我們的車子在人海裏艱難地移動著。坐在車上的我，恨不得馬上見到自己多年沒有見麵的這位采煤英雄，這位平凡的采煤工友。我從車上走了下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鑽動著，往前走去。
對這裏的山道，這裏的房屋，這裏的礦井，這裏的井架，我真是太熟悉了。當年，我在礦區做礦報記者的時候，上百次地來過這裏。那時，這位采煤工友，還是一個“半邊戶”，家屬住在老家。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進礦20年了。20個春節，他都是在礦井裏，在采煤工作麵，在呼呼的電鑽聲中度過的。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都做了五百多個班。一天上兩個班是常事。我在采寫他的通訊裏，這樣描述他：“地球轉一圈，他轉一圈半”，他是一個和地球賽跑的人。我曾經在這個礦區住過一個多月，跟班采訪他，寫過他50多個故事，在省人民廣播電台，連播了半個多月。寫過《一個礦工的日曆》等許多篇長篇通訊，在中央和地方的報刊發表，為煤炭工業部寫他的“全國采煤英雄”的典型資料。前前後後采訪他，不下一百次啊!
上世紀70年代末，我調離了這座礦山。不久，他的家屬遷到了礦裏，結束了“半邊戶”的曆史。我雖然也在回礦裏的時候，見過他幾次。但最近卻有七八上十年沒有見到他了。如今，他退休在家也有好多年了，這位老朋友身體可好?情況如何?
這是一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的3層小樓。老喻住在2樓。一套住房，二間，30多平方米，隻有廚房，沒有廁所。已經25歲的小女兒，下崗在家，無處擱身，老喻便將廚房改為女兒的臥室，一家人則在狹小的陽台上架灶做飯。
這就是當過黨的十一大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著名勞動模範的家。
老友見麵，很是動情。老喻緊緊握著我的手，把我拉到火爐邊坐下。
“老夥計，你好嗎？”
“好啊!黨和政府太關心我了!退休後，我七百多元錢一月。這次老父去世，欠下了債，全國總工會和礦區工會，補助了我一萬零好幾百元錢，把債全還清了!”
我的心在顫抖。從這個飲譽全國的勞動模範的這段簡樸的話裏，我感受到了一種人生的境界!
火爐邊，我們聊著、聊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在我的心胸中湧動。這，不就是我文學的血液?這，不就是我人生的養料?
漣邵煤田，養育我文學生命的土地。
漣邵煤田，安妥我人生靈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