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崗子村　冷熱皆是人心

　　煤窯發生爆炸已經成為崗子村最敏感也最難堪的曆史，就好象最不願意看到的傷疤。爆炸之後，可能他們被有關領導吩咐不能透露隻言片語，可能他們已經被無數的記者刨根問底地追問，而今他們不願提起，因為那是傷痛，地底下還有親人們未寒的屍骨，因為那是風險，他們寧願背負著憤怒和悲痛緘默不語，也不願因為“多嘴”引來更多的“橫禍”。所以他們不願意說煤窯，不願意說爆炸。煤窯，曾經埋葬了他們的親人，但是也曾經是他們生存的支柱，如今支柱沒有了，土地也沒有了，村裏的人天南海北地去了，他們需要有人為他們代言，幫助他們維護自己失去的權利。從小煤窯的暗無天日到今天的無事可做，這些勤勞樸實又有些莫知的人們，哪一天才能真正享受到正常工作、勞動的快樂？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2001年7月22日，江蘇省賈汪區崗子村五號井發生爆炸，死亡89人，其中人們發現了有國家禁止下井的女職工的屍體。 從徐州火車站坐25路公交車到工業園站下車，一條寬闊筆直的公路延展開去，賈汪區工業園的巨大招牌橫跨公路，順著這條公路一直向南不到10分鍾就到了崗子村。 村子裏很冷清，村民們對我們避而遠之 村子裏家家大門緊閉，一把把生鏽的鎖守護著安靜得有些過分的村子。村子裏的兩家小商店沒有客人，冷冷清清。大路上不時有佝僂的老人和穿著校服的孩子好奇地打量著我們，沒有等我們開口，他們就迅速地離開了。除了老人和孩子，我們幾乎沒有見到其他人。 走進一家藥店，穿著白大褂的店主直把我們往外攆：“我是今年才到這裏來開店的，你們去問別人！”藥店旁邊的小雜貨店老板也一樣客氣地轟我們走：“我隻是賣東西的，下井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懂，也不知道。人家到這裏買完東西就走，誰跟我這破老頭子說啥！” 村口一個破爛的小棚子裏，一個修車的老師傅正坐在小板凳上裹煙卷。他四十歲上下，身材敦實，皮膚烏黑。他說村裏的青壯年全都出門打工了，山西、江蘇、浙江都有。煤窯關了，人沒事做了。以前小煤窯開著的時候，一家子男男女女勞動力都去挖煤，挖得多，掙得多。好的一個月能拿到1000多元，女的也能弄個400、500元的。現在出門去打工，都不好做。懂的知識不多，還被人欺騙。 “你以前在井下幹過？” 他警覺地停下手中的活，抬起頭看著我們：“你們是幹什麼的？打聽這個幹什麼？” 我們解釋說是來這裏做社會調查，可此後無論我們提什麼問題，他都拒絕：“我就一直修車，從來沒下過井。井下的東西我都不清楚。這村子裏家家都有下井挖煤的，就我沒有！” 我們在村子裏繼續打聽，連在屋外攤烙饃的老頭老太太都很幹脆地回絕：“這村子裏有在小煤窯裏挖煤的，就我們這幾家沒有。” 我們走進幾家開著大門的人家，說明我們的來意之後，他們幾乎用一樣的話打發我們：“你到那邊去問，村裏下井的多了，我家沒有！” 爆炸已經過去5年了，各種各樣的人給我們的回答表現出驚人的一致。 村子後麵是漂亮的廠房，這些廠房是工業園開發以來興建的機械廠、染料廠和寵物食品廠。我們都很奇怪，雖然小煤窯關了，但是村民們為什麼不到工業園的廠子裏幹活？ 廠門口的對話 2002年5月，江蘇省關閉了所有不具備 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窯，結束了鄉鎮開辦 煤礦的曆史。但是對於賈汪區人均耕地麵積嚴重不足，曆史上就依靠 煤礦為生的地區，無疑是給當地財政和人民生活斷炊。賈汪區調整經濟結構，決定重新調整產業，吸引了國內最大的水泥企業，投資18億新建了環保型水泥生產線；興建了賈汪區工業園，工業園內的風機廠、機械廠、染料廠等就在崗子村。 我們帶著疑問繼續往前走。三家工廠周圍已經開始有來自蘇州的綠化公司開始綠化工程。剛剛種下的樹木和花草在春天的太陽下有些焉了，而工廠四周的油菜花卻開得一片金黃。 機械廠新修的大門外有一個賣煙和礦泉水的三輪車，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小婦女坐在三輪車後麵打著毛衣。時間是13點30分，陸續有穿藍色工服的人騎車上班，一個人停下來買了一包2.7元的白殼紅杉樹香煙。我們買了兩瓶綠茶，借機和瘦小婦女搭話。 “大姨，擺這個小攤一天能掙不少吧？” “掙啥錢啊，這才擺上沒幾天。這個機械廠也剛開始生產一個月，工資還沒開過呢，誰有錢買這些啊。煤窯關了，人都走光了，有啥人來買呀。就像這樣的紅杉樹，賣一包才掙一毛錢，你說這錢怎麼掙！還不如以前挖煤呢！” “以前在 煤礦一月能掙多少？” “男的能多拿些，女的一月也能拿個400、500的，憑勞力吃飯！還就是煤窯掙的錢多啊，勤快點的能拿到千把，而且離家還近，出去打工一去一來車費都好幾百。” “危險不？” “危險是危險，但是關了就不危險了嗎？這煤窯關了，又沒啥其他手藝，出去隻能下力氣，除了挖煤還能幹什麼？有些人去了山西，還不是去挖煤，景況還不如在我們這裏呢。活不好找啊。找不著活兒隻能去‘黑井’，白天不敢幹，晚上偷偷的采。一個月隻能幹10個班，拿不了多少錢。” “為什麼不在工業園的廠裏找活幹呢？” “工業園的廠子，你要能進入啊！根本進不了！這些廠的工人都是從外地挑來的，招工也隻招從中專技校畢業的年輕學生。我們這兒以前都是挖煤的，沒有啥技術，能幹啥呀。有關係的行，工業園、大隊裏的幹部把自己的親戚都弄進去了，一般的人，想都不要想了。” 在我們攀談的半個小時中，她隻賣了三包紅杉樹和我們買的兩瓶綠茶。她有一個19歲的兒子，已經在外麵打工一年了，現在好不容易進了這個機械廠，隻有這點，還讓她多少有些安慰。 他是采訪中唯一對現狀感到滿意的人 走進染料廠，跟一個主管模樣的人說明來意之後，他指著離我們最近的一個人說：“你們找他吧，他以前在煤窯挖煤。” 他姓常，進染料廠一年多時間。說起現在的工作，他止不住地樂，臉上一直掛著滿意的笑容。 “以前在煤窯，現在在廠子，一個地下，一個地上。生命 安全、工作環境肯定都好了很多，沒得比！掙的錢嘛，不太好說。離家近，離家近！比起村子裏其他出門找活的人，當然好得多、好得多！” 染料廠一共有近60名職工，崗子村的村民隻有十來個人。常師傅有一個上小學的小孩，愛人沒有工作，呆在家裏，他對自己的狀況很滿意。 村民上門反映情況，群情激烈 聽說我們是來調查的，李大娘從三輪車上跳下來抓住我的手，已經69歲的她，說起話來聲音洪亮：“你們是來調查的，你們去我們村子裏調查去，還管你們飯。你們要把這個情況給我們反映反映。”對比剛才在村子裏的冷遇，她的熱情讓我們感覺有些突然。 關了小煤窯，建了工業園，工業園建在崗子村畝產豐盛的肥沃耕地上，而興建工業園占用土地的錢，村民們至今沒有拿到手。工業園早已經把錢給到大隊了，可到了大隊這裏錢就沒有往下發。村民手中沒有地，沒有錢，甚至也沒有工作。蘇州的綠化公司來了，雇了幾個當地的村民種花種草，一天從早幹到太陽下山隻能拿到十幾塊錢，即使這樣眼瞅著這個活也快幹完了。 “我這把老骨頭還硬朗，找不到活幹！別說我了，就連這些年輕有氣力的也找不到活幹！” 趙大娘的嚷嚷引來很多人，大家極度不滿地附和著。“以前在小煤窯吧，還有做的，也有錢拿，現在哪找活兒呀！村子裏年輕力壯的都出門去了，留下孩子和老人，有些連孩子也一起帶走了。像我們這些沒有技術沒有手藝，三四十歲，可正是最有力氣的時候，正是幹活的時候。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沒有關係進不了廠子，就說去那裏的建築工地吧，人家還說不要女的。” “去煤窯裏挖煤太危險啊！” 我們說到這裏，大家都不做聲了，剛才的群情激憤一下子變得悄無聲息，有人偷偷看看人群中一個年近六十的老太太。她低著頭，楞楞地盯著太陽照耀下明晃晃的水泥地。有人悄悄跟我們說：“她老伴在煤窯中給炸死了。不是2001年爆炸的五號井，是在三號井。”她抬起頭，眼睛已經紅了。打那以後，她一直沉默著不說一句話。她以前也在煤窯裏挖煤，老伴死在煤窯裏，她還是在煤窯裏挖煤。 “危險的事情誰願意做啊。誰都怕死！誰不想平平安安一家老小呆在一起。人要吃飯，孩子要讀書，處處要用錢啊。我們這裏一個人就分把地，能養活誰啊？不去挖煤，吃什麼？現在煤窯關了，地也給占了，活兒也找不到了，出去下苦力也是招人白眼，在家裏卻是一天活得不如一天啊！” 趙大娘問我：“你們隻是來調查的，不是記者啊？” 我點點頭。她臉上一臉的失望。人群中有人自言道：“哪天要是有個大官啊、記者啊到這裏來訪問一下，給我們報道一下才好！”和剛才在村子裏的情況相比，我們驚詫不已。 “要是我都絕望了，我的孩子怎麼辦” 大家說著、怨著，有一個人的聲音突然高了起來：“有什麼好說的，國家不是在講科學發展觀嗎？不是講要創建和諧社會嗎？這些問題要一點一點解決嘛。就是做得那麼好的《焦點訪談》，解決問題也要一個一個慢慢來。什麼時候能解決到我們這裏來？！我天天都看報紙、看電視，我相信國家一定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的。” 他姓李，穿一身舊迷彩服，一個地道的煤炭工人，以前在韓橋 煤礦夏橋井工作。現在井被封了，夏橋井4000多職工要麼提前退休，要麼一次性結算，好的能拿到一萬多塊錢。 “他以前也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們都是夏橋井的。”李師傅指著身邊一個衣服破爛，臉上盡是失望與無奈的矮個子。看著馬上就要結束的綠化工程，大家心裏都不是滋味。 李師傅的大女兒正在河南鄭州讀大學，念的是音樂表演。藝術類學科的學費非常高，李師傅說，就是貸款也要把女兒給供出來。小兒子也在上高二，成績挺好。“我的兩個孩子很爭氣，所以我不能悲觀，不能絕望。要是我都絕望了，我的孩子怎麼辦？我要是沒有這樣樂觀的心態，他們那麼對待我，我早就不行了。”李師傅說的是，他在夏橋井負了 工傷，井關了，在住院期間就給他一次性結算了。他卷起褲腿，腳踝處長長的傷疤清晰可見。“這裏的活結束了，我準備去前麵那個廠子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幹的！” 李師傅說，夏橋井下還有320萬噸煤，至少可以采10年，一紙命令，說關就關，夏橋井的職工聯合申請也沒有辦法。雖然李師傅並沒有真正認識和理解建立和諧社會的涵義，也不理解不具備 安全生產能力的小煤礦必須關閉，但是讓村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失去的權利得不到維護也決不是和諧社會的題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