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經濟”令礦難高發困局難破

　　現今礦難高發已不是新聞，一茬又一茬的治理措施難以速效顯效才是新聞。

近年來，重特大礦難接二連三地發生，用有些論者的話說，人們已產生“審醜疲勞”。確乎如是，如今發生礦難死人似乎已成為常態，不發生礦難反倒成為例外了。善良人們該流的淚似乎已經流幹，該想的法子似乎已經想盡，然而，嚴峻的現實仍然是，人們還沒從上次礦難的悲傷中走出，又聽到了新的礦難噩耗。

難道人們真的對礦難就沒轍了？我從來都不認為是這樣。礦難高發絕非不治之症，隻存在藥物無效問題，不存在不治頑症問題。

平心而論，對於療治礦難沉屙痼疾，官方確實動了不少腦筋、想了不少法子。比如事前提高行政許可門檻，事中加大監管督查頻度，事後加大責任追究力度等等。近年來，“拉網式檢查”、“全部停業整頓”、“炸毀小煤井”、“提高賠償標準”、“官員引咎辭職”、“嚴懲非法礦主”這些個關鍵詞，人們早已耳熟能詳、耳朵生繭。然而，礦難依舊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上述措施何以不能速效顯效甚或失效？不客氣地說，既有責任人“不見棺材不落淚”、“不抓”的作風問題，又有責任人“見了棺材不落淚”、“假抓”的態度問題。然而在我看來，上述應對措施皆未超脫“治標”、“技術”層麵，未能“打蛇打到七寸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和根本。

我向來認為，突破“單一經濟”困局才是遏止礦難高發的本 策。我所謂的“單一經濟”是指：不少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乃是凸顯“靠山吃山，靠煤吃煤”特征的單一發展模式，除了煤炭一元經濟，缺少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互為補充循環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單一經濟”發展模式下，煤礦經濟成為地方GDP和財政收入的支柱，於是有些地方官員急於在自己任內幹出政績，把資源產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拋於腦後；開采成為礦主暴富之路，近年能源緊缺導致煤炭賣方市場形成和煤價飆升，黑礦主為牟取暴利要錢不要命，置安全於不顧，強迫礦工超量開采、超時開采、冒險開采；下井挖煤成為礦工的唯一生計來源，為了維係生計，他們不得不冒險下井臨危采煤。“單一經濟”造就了三方麵趨之若鶩唯煤是瞻的動力，三方麵合力作用又反向刺激了“單一經濟”發育壯大，不少地方已陷入“單一經濟”與發展動力互為因果的困局和“單一經濟”與礦難高發惡性循環的怪圈。

“單一經濟”是一種畸形經濟，自然貽害無窮。首先，久之必然造成資源枯竭，地方難以可持續發展。山西一家煤炭企業經營者直言不諱，山西是煤海，長期以來人們很少想到煤炭總有一天要挖完，覺得太遙遠，可是短短幾十年過去，山西的煤炭資源已經呈現“敗相”，一些大礦瀕臨資源枯竭與後備資源緊張，全省總產量也幾乎失去了增長後勁。其次，形成經濟發展強烈的外部依賴。“單一經濟”是一種“原料換成品”的落後經濟，一方麵對外部原材料需求產生依賴，另一方麵對外部生產生活資料產生依賴，在輸出原料和進口產品過程中難免受到雙重製約和兩道盤剝。作為全國最大的煤炭輸出省份，山西煤炭支援了全國經濟建設，然而山西倒黴就倒黴在“倒煤”上，長期單一的煤炭輸出非但未給山西煤區帶來經濟大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後勁，相反，那些資源貧乏的地區燒著山西煤或遙遙領先或後來居上。再次，造成礦工“下井冒死，不下井餓死”的悲局。以山西“3.19”朔州礦難中的細水村為例，該村是個500多人的村子，相當一部分人都靠下井挖煤為生，僅這次出事的細水礦和康家窯礦，就有他們村的20多人。下煤窯是他們別無選擇的選擇，村裏有很多人都在從事這“四塊石頭夾一塊肉”的危險工作。他們不是不知道危險，用某些礦工的話說就是“下井冒死，不下井餓死”。

“單一經濟”當然不是科學發展觀的產物。“單一經濟”的背後，折射的是少數地方官員實現科學發展、造福一方百性、構建和諧社會的無能。官員的無能必然導致“單一經濟”，“單一經濟”必然導致礦主的瘋狂和礦工的無奈，這難道不是礦難高發的政治經濟根源嗎？

應對礦難高發頑疾固然須要在事前防範、事中監管、事後補救層麵尋找治標之策，更須要從政治經濟根源上探求治本之策。我的觀點是，不走出“單一經濟”困局就不可能從根本上突破礦難高發難局；不提高地方官員執政能力，不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構建和諧社會，就不可能走出“單一經濟”困局。不信，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