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江華：難忘那碗旗花麵

不怕大家笑話，七十年代的一碗旗花麵，讓我想著就香喲！那時，我上初中，一天去同學小芹家喊她一塊上學，小芹正端著一碗稀稀的旗花麵，上麵漂著星點的綠菜葉子，當時看著那個饞喲，真想啥時候自己也能有這樣一碗麵吃。

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響應黨的號召“插隊落戶”， 六九年我們全家遷至蒲城縣三合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村那時實行工分製，農民在生產隊地裏幹活，由隊長記錄出勤。壯勞力幹重活，每幹一天記10分，算一個勞動日；年輕婦女記7分或8分，其他情況記5分到8分。到了年底，隊長公布各人所掙的工分，再用全隊的總工分除一年中賣餘糧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個工分能夠分多少錢。社員們勞動一天的平均收入隻不過兩三毛錢。差的還不到一毛錢，我們插隊的生產隊當時勞動一天的收入僅僅8分錢。剛到生產隊時，我們一家六口還過得去，因為父親還有一份微薄的工資。一年後，小弟的出生，使從未出過力的母親因操勞過度病倒了，母親隨父親回城裏看病，六十多歲的外婆帶著我們姐弟在農村艱難度日。

一個壯勞力每天隻掙10個工分，外婆就掙得更少，姐姐那時16歲，隻算半個勞力，平時上學，隻有星期天才能下地掙工分，我和大弟正在上學，都處在吃飯的年齡，吃飯成了我們家最大的問題。那時，吃了上頓沒下頓、一年四季接不上口糧，至於吞糠咽菜更是家常便飯。而同學小芹的哥哥是隊長，家境比較好，她那碗旗花麵對我來說有“畫餅充饑”的神奇效果，一碗旗花麵成為我最初的夢想。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農村逐步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開放之初，人們雖然還未擺脫饑餓的困境，但我們終於有紅苕、高粱、玉米等雜糧吃了，攪團、紅苕麵餄餎（美其名曰鋼絲餄餎），但天天如此，難得換樣，吃得我一看見餄餎胃裏就往上冒酸水。攪團不抗餓，吃多了又脹肚，真是難受。那年月實在太窮，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為了調劑生活，外婆也常常想著法給我們做變飯吃，但變來變去總是老三樣，我還是想著那碗旗花麵。

一晃30年過去了，中國人民餐桌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是粗糧悄然退出了餐桌，再後白饃長麵一統餐桌；漸漸地有了大魚大肉的。現在，我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大米白麵、肉禽蛋奶成了家常便飯，魷魚海參也沒有什麼稀罕的，可以說天天都在過年。苦菜、玉米窩、雜麵反而成了餐桌上備受青睞的特色小吃。孩子們再也不用像我瞅著同學小芹那碗旗花麵那樣為吃不飽飯而犯愁，再也不因吃不飽飯而影響學業。

人的記憶是有限的。三十前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連吃飯這樣人類生活、生存的最起碼要求都無法滿足，人們不得不為吃飯奔波、苦惱，不是每一個人都記得那麼清楚。如果真有一部三十年前社會錄像大回放的話，我可以肯定地說，有“恍如隔世”感覺的人恐怕不會是少數。三十年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短暫的一瞬，可中國大地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在每到周末，我就想變著花樣做點好吃的，特別是我想吃的那碗旗花麵，千遍萬遍都吃不厭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