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帶幹糧去開會

“貧下中農社員同誌們，下麵播發公社革委會的通知：
經公社革委會研究決定，明天上午9點鍾，在公社大禮堂召開春耕生產動員大會。各大隊革委會正副主任、貧協主席、民兵連長、婦女主任、各生產隊隊長準時參加會議。另外：請自帶幹糧一頓。”

這最後一句，恐怕1978年以後出生的青年人，都沒有聽見過。而我那時每月要聽4~5次。有時，自己還真得帶上幹糧去開會，因為，會議從不安排夥食。

我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從縣重點中學高中畢業回鄉的，這在我們當地算是很有出息的了——據老年人說可以稱得上“秀才”了。加之，我出身貧農家庭，是革命依靠的對象，因而被群眾推選為生產隊政治隊長。我的職責是：晚上在農民政治夜校上課；早晨在山頭上，用用鐵皮話筒廣播有關農業學大寨的報刊社論和新聞；開社員大會時，組織群眾學文件、讀報紙、講時事政治。每次開會時，盡管我講得口幹舌燥，可社員們大都聽不進去，更氣人的是那些婦女們隻顧埋頭忙手上的針線活，簡直不當回事！

由於我喜歡寫作，經常在報刊電台發表文章，因而又擔任了縣委報道組成員、公社中心報道組副組長、大隊文藝宣傳隊隊長等職務。自然，參加上級各種會議的機會就很多，而參加這些會議每天隻有0.2元的誤工費。

凡是頭天晚上聽到廣播通知要去開會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幹糧”。條件好的，可以煮兩個雞蛋，炕上二三個玉米或小麥麵饃饃。其他則是五花八門的：有的在身上兜裏裝滿花生米；有的蒸一籠紅薯；有的炒半斤八兩胡豆或豌豆，等等。中午散會後，人們便自找地方，各吃各的，下午又繼續開會。

記得有次公社召開大型會議，我們隊上要去七八個人。事先，隊長叫我到隊裏保管室稱12斤小麥，將其換成幹麵（每斤幹小麥換0.82斤幹麵），再分頭去落實開會的人帶上海椒麵、清油、食鹽、蔥子和柴火等，中午統一開火，這在生產隊一級幹部中，算是上檔次的了。
可沒想到，下午開會時，公社革委會主任點名批評我們搞“大吃大喝”、“多吃多占”，並要隊上寫出深刻的檢討，這個差事自然就落到我頭上了。我當晚就寫出了9頁的檢討書，深挖根源，細查思想，製定措施，列出保證。第二天一早，我就將檢討書送到公社革委會辦公室。沒想到，開會因“多吃多占”受到批評，而保證書因“寫得特別深刻，語言流暢”，卻受到公社革委會的表揚。

其實，除了12斤小麥和0.48元的加工費及柴禾是集體的外，其餘都是大夥兒自湊的，這跟當今城裏人搞的“AA製”差不多。但隊上還是將這些平攤在開會的人頭上，年終分配時扣出了。

盡管待遇如此低下，可人們卻毫無怨言，按時到會（路途遠的要走兩個多小時），認真聽講，快速落實。我敢說，這與今天同類事情是無法比擬的。

“自帶幹糧去開會”這種事情如今再也不會發生了，但我卻常常想起它，也十分珍惜那段經曆。我總在想：這其中很多東西，值得當代人去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