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靜泉散文：你帶手絹了嗎
你帶手絹了嗎
她是煤礦上一個五十一歲的女人，是個寡婦，要說她，得從她二十三歲上說起。
她叫侯美英。一九八二年，她二十三歲，是個農村姑娘，嫁給了大同煤礦四老溝礦下井工人張進喜。喜房還是張進喜住的那間舊房，那間舊房可真叫舊，是日本人在一九四〇年掠奪大同煤炭時蓋的石頭房，也有人管那種房叫勞工房。房子是用石頭壘起來的，牆壁上抹了麥秸子和黃土和成的大穰泥，所以叫石頭房，坐落在山坡上。很小的一間石頭房，也就是十多平米，房裏有一鋪炕，炕上鋪著一張井下用過的黑不溜秋的舊風袋，房裏住著張進喜和妹妹、弟弟、奶奶，張進喜父母早亡，靠下井養活著一家人。侯美英嫁過來時，妹妹十八歲，弟弟十二歲，奶奶七十歲。
侯美英不嫌房小房舊，也不嫌家庭負擔重，就做了這家的新媳婦。新媳婦和大家睡在一鋪炕上，你說多別扭，多礙事？可沒辦法，那時咱煤礦不是窮嘛，大家得理解國家的難處，得和煤礦共渡難關不是嗎？這間石頭房就是再不好，也是公家房，也是分派給煤礦工人的福利房，也算是照顧煤礦工人了。擱現在的姑娘，誰嫁他？第二年，又套了一間石頭房，不是日本人蓋的，是礦工朋友們幫忙蓋起來的石頭房，這以後，晚上睡覺時，大家才算分開了。侯美英不看重這些，一心一意地和這家人家過日子，對妹妹和弟弟就像母親。妹妹出嫁時，流著眼淚對嫂子說：“嫂子，你來了以後，照顧得我們太好了，我太感謝你了！”妹妹哭了，嫂子也落淚了，嫂子落著淚說，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應該高興才是，你咋哭開了？妹妹說，嫂子，我這就是高興的。
這種高興的哭，是有一種感動在裏邊。
侯美英沒有把丈夫的妹妹當成是小姑子，就當妹妹。聘了妹妹，又開始盼著弟弟長大結婚。弟弟當工人了，他還把弟弟當小孩，做點兒好吃的，拿碗扣起來，等弟弟回來吃。自己的孩子有時候發現了，就想偷吃一點兒，侯美英發現孩子想偷吃，就拿筷子抽孩子的小手指，孩子就疼哭了。侯美英對孩子說：“你叔叔下井辛苦，你得懂得心疼你叔叔不是嗎？”侯美英是個細心的女人，早早的就開始給弟弟準備婚事了。她碰到好棉花就買一點兒，碰到好被麵和好褥麵就買回家裏，總算攢齊了四鋪四蓋，在辛勤積攢的日子裏，也迎來了弟弟娶媳婦的日子。這時候，他們已經從石頭房搬到了礦上蓋的樓房裏，一家人住著一套三十八平米的房子。弟弟結婚時，嫂子就給弟弟把媳婦娶回了這套樓房裏。她和丈夫和兩個孩子擠在一間小房子裏，把大房給弟弟做新房，新房裏做了新家具，她和丈夫和孩子的小房裏，什麼家具也沒有，空房……
我在采訪她時，聽到此，心酸，眼眶裏沁出眼淚。她也流淚了，她一邊流淚一邊用手絹擦眼淚，她說，想起那些年月的辛苦，心裏真難受。我理解她，她心裏真是很難受，她吃了那麼多苦，可更苦的是，過早地失去了丈夫。我知道她心裏的苦，不是受過多少苦，是受了多少苦以後，又失去了親愛的丈夫。這是痛心之苦！
她說後來小叔子跟著整個采煤隊調到了燕子山礦，她拿出自己的積蓄，又和親朋好友借了錢給小叔子在那個礦買了房，她說多辛苦都不算苦，苦過去就不苦了，就能過好日子了，可萬沒想到，一九九四年的一天，丈夫在井下幹活時，運煤的皮帶斷裂了，斷裂的皮帶打在了丈夫的頭上、胸上、胳膊和手上，右手打掉了三個指頭，胳膊打下好多肉去，頭和臉打成了血糊拉碴的樣子，她跑到醫院去看丈夫的時候，已經認不出來了……她哭了，哭得說不出話來。
我也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了，我也哭了。
那一年，她三十六歲，丈夫也三十六歲，夫妻倆就這樣永遠地生離死別了。
她不停的用手絹擦淚，她的手絹已經被淚水浸濕了。如果擰一下，就會擰出水來。
我沒帶手絹，我沒想到這年代還會有什麼能讓我感動流淚，所以我沒帶手絹，但我錯了。
她哭了一會兒，說：“我真不想想起過去。”她說丈夫去世以後，一家人能開一百零五元撫恤金，日子不好過，過不了，鄰居借給她二百元錢，自己手裏有點兒錢，就想做點兒小買賣，不想給礦上添麻煩。她到市裏的貨站，接點兒針頭線腦，接點兒瓜子，拿個塑料袋子鋪在街上，擺個小攤兒，也掙不多，還是難供兩個孩子上學。後來她想賣涼粉，就在街上擺了張桌子賣涼粉，開始挺害羞，不敢喊，就那麼呆頭呆腦地坐著。鄰居們說，你這賣涼粉也不喊也不叫，誰知道，誰來買？你喊吧，喊一喊就有人知道了，就有人來買了。鄰居們可憐她，想吃不想吃也來買涼粉，她的涼粉攤子才算開起來了。漸漸的，賣涼粉給她增加了一點兒收入，維持生活，供兩個孩子念書，可那點兒收入來得真不容易。大同這地方，一年四季很少有好天氣，人們都說，大同的風是一年刮兩次，從春刮到冬，礦山裏風更大，每到冬春時節，也是季風季節，幾乎天天都刮大黃風，黃風卷著沙土卷著煤塵，打在人的臉上，就像飛射來的針尖，針針尖尖，刺痛人的臉，好像那風裏有妖氣，在那樣的大風天裏，人們都會躲在屋子裏，可侯美英不能躲，她隻能守在涼粉桌前，任憑風沙打疼她的臉，盼著有人來買她的涼粉。有時候，風好像能把桌子刮飛了，這時候她會很害怕地把上半身趴在桌子上，壓住桌子，以防大風把桌子刮跑了，她埋在桌麵上的臉，布滿淚水，偷偷哭泣。到了夏季，太陽光線依然如劍，刺痛她，烤灼她，依然是無處躲藏，依然是汗流浹背地守著她的涼粉攤子。冬天的時候，寒冷包圍著她，她說她就像是坐在冰箱裏，渾身上下全是冷凍，特別是腳和手，好像凍成了紅燒豬蹄子。有幸的是，兩個孩子都挺爭氣，都考上了師範學院，兒子現在當老師，閨女在礦上電話室工作。那些年，孩子們在外麵上學，她在家裏隻吃鹹菜，等孩子們從學校回來，她才買點兒菜。她說現在好了，沒多大負擔了，不用賣涼粉受罪了，那罪受的，夏天曬死，冬天凍死。她說今年秋天準備給兒子娶媳婦，給兒子娶了媳婦就更沒負擔了。說到此，她笑了，我也笑了。她笑時，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我倆相視而笑，傳遞著一種艱難後的欣慰。
她說：“我們孩子經常囑咐我，不叫我向人們提起過去的事情——太傷心！”她不好意思地停頓了一下，說，“你看，沒聽孩子的話，又跟你說了過去的事情。”
那麼，現在呢，現在她做什麼？
現在，她在井口服務站幹活兒，給上下井的工人們熬綠豆湯，熬薑湯，燒茶水，一個月掙二百塊錢，她說她不是為那點兒錢才去那兒幹活兒的，她說她閨女也經常去井口服務站為礦工服務，給礦工送茶送水，給礦工縫補衣裳，她說她們母女倆好像都對井口服務站給工人們送湯送水的活兒有了感情了。
這是一段未了情結，有對丈夫的感情在裏邊，這也讓我終於能說：她是一個堅強而高尚的女人，盡管這個年代的人們已經不相信有高尚存在，已經不用高尚這個詞了。但人類，需要高尚。
當高尚讓我流淚的時候，我聽見赫塔•米勒說：你帶手絹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