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礦工父親

我出生在一個礦工家庭，聽母親說，我就是在煤礦工人家屬院的房子裏出生的，但自從我上了大學，就從未想過再回礦山。也許是機緣巧合，我於去年來到陝西陝煤澄合礦業公司新聞中心實習，再度與礦山零距離接觸。父親得知後對我說：“這就是一種緣分，一種與礦山的緣分。”

我的父親於1960年出生在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家庭，由於時代的原因，酷愛學習的他剛上完初二就被爺爺奶奶叫回家幹農活，被迫輟學。然而，他並不甘心一輩子守著黃土，守著莊稼，守著農村，他發誓一定要走出農村，擺脫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於是，在他十七歲那年，他毅然踏上了去城裏打工的道路。三年後，他輾轉來到了礦山，並從此為礦山奉獻了他的一生。

父親是1980年來到礦山工作的，那時他剛剛20歲。聽父親說，那個時候，礦山的生產條件是異常艱苦的，采用的是炮采炮掘的技藝，產量不高，效益也不好。父親年輕時由於家境貧寒吃不飽穿不暖，體質特別差，時間久了就患上了胃病，所以工友們經常看到他捂著肚子上班。兩三年後，由於父親在算術和管理方麵具有別人所沒有的優勢，礦領導決定讓他擔任核算員兼保管員，負責每天的考勤、核算產量、檢查驗收工作質量等工作。自此以後，他每天上班都要比別的礦工早到二十分鍾，還要比別人晚下班一個多小時。下班後，他並不像其他礦工那樣悠閑地打牌，而是“蝸居”在家不停地按著計算器一遍又一遍地核算著每天的工程產量和工人們的工資。每到月末，他更是加班加點，連休息和吃飯的時間都是一點一點擠出來的。

在我們曾經住過的那間職工宿舍裏，擺放著一張黑不溜秋的桌子，那便是他每天伏案核算的專用桌。桌子正前方有兩個抽屜，其中一個是父親的“保險箱”，幾乎每時每刻都被他用鎖子緊緊地鎖著，誰也打不開。出於好奇心，每次看到父親打開他的“保險箱”時，我都會把腦袋偷偷地湊過去，可每次看到的除了那些礦上印刷的專門用來謄寫核算結果的專用紙張外，什麼都沒有。每次在準備工作之前，他總是先用抹布將那張桌子擦得幹幹淨淨。核算紙上哪怕隻有一丁點汙跡，他都要棄去重寫。有一次，母親看他工作辛苦，就讓我倒杯水給他喝，我一不小心把水濺到了他的紙上，他頓時緊鎖眉頭，繼而衝我發起火來：“做事就不能小心點，慌裏慌張的幹嘛呢……”我被嚇得哇哇大哭，母親趕來拉走了我，在鄰居家裏哄我、安慰我。

在我的眼裏，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在工作上一絲不苟的人。記得有一次，我發現父親走路一拐一拐的，像是哪裏受了傷，便跑去偷偷地問母親。母親告訴我，父親在驗收工作質量時，發現一名叫李小強的掘進工在工作時違反了安全生產法規，便當場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予以罰款處分。沒想到李小強不知悔改，隨即舉起手中的鋤頭向父親打來，鮮血頓時染紅了父親的褲子。後來聽父親說，礦上嚴肅處理了這件事，為他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給予了100元的獎勵，並開除了違法安全生產的礦工李小強。

在生活上，父親是一個很節儉的人。在父親做核算工作的年份裏，我們家經常會吃到一些“黑饅頭”。這些黑饅頭是父親從井下撿回來的。礦工每次下井，都會在井下工作8個小時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沒有井下超市的，需要一個專門負責為井下工人送饅頭和鹹菜的人。父親便主動承擔了這項工作，每天按時將饅頭送到每一位礦工手中。由於井下是煤的海洋，饅頭到了井下便成了所謂的“黑饅頭”。有些職工不喜歡吃“黑饅頭”，就將饅頭扔在了井下，而父親每每都會撿起來，放到一個包裏，帶回家給我們吃。每當看到我們剩飯剩菜，或者拒絕吃這些“黑饅頭”時，他都會嚴厲地嗬斥我們：“浪費糧食是會遭天譴的……”正是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我也養成了勤儉節約的好習慣。

從小到大，我一直都被父親對我和姐姐的愛所深深地感動著。二十年前，母親由於公司破產而下崗待業，從此，家庭的重擔就完全落在了父親一個人的肩上。那個時候，礦上的效益不好，他每個月的工資也隻有三四百，可他從未像爺爺奶奶那樣產生過讓我們輟學的念頭。每次看到我們不好好學習時，他就會對我們說：“學好學不好是你們自己的事，錢上你們不用擔心，就算我們家不要房子，砸鍋賣鐵，我也會供你們上學……”

如今，姐姐已順利完成大學學業，工作兩年有餘了，而我也即將走出大學校門。記得有次回家和父親拉家常，說起他供我們上學不容易時，他笑著說，如果沒有礦山，他是無法供我們讀完大學的。

父愛如山，有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礦工父親，我何談不幸福。（陝煤澄合董礦分公司 薛雙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