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崩塌
這可能是史上最昂貴的一張紙條了。成人手掌大小,邊緣破舊卷起,一麵已經用過,另一麵手寫:
“今收到張秋蓮交來煤礦入股款人民幣貳億貳仟萬圓整。”
落款簽字龍飛鳳舞:劉旭明。
2013年3月13日下午3點多,同樣的簽名留在一張拘留證上。警察要求劉旭明用正楷一筆一畫重寫,按下手指印。接著,這位1983年出生的年輕人被送進陝西神木縣看守所,留下“陝西曆史上最大的集資詐騙案”於身後。
曾經,在神木“劉旭明”三個字隻要落在類似股權收據類的紙上,就意味著結算時數倍於投資的回報。沒有人在意合同、股權書的體麵與正式與否。無數個劉旭明和“張秋蓮”們織就了一張中國煤炭富翁的臉譜圖。他們與中國能源經濟一起崛起,一起癲狂。現在,隨著劉旭明被抓,他們也一起麵臨大崩塌。
7月15日,數千民眾在神木縣政府門口聚集,與趕來的武警形成對峙之勢。起因“縣領導要跑路”謠言引起的群體事件通過網絡傳遍全國。這個往日盛產煤老板的地方到底怎麼了?
《財經天下》周刊記者在7月23日來到陝西省神木縣。在這座不到50萬人口的小城裏,類似於鉑金漢宮國際大酒店這樣名字和裝潢看上去同樣氣派的酒店,比比皆是。隻不過,在昔日最熱鬧的地方之一--麟州路和神華路十字路口,過街天橋上空空蕩蕩,偶爾隻一兩個孩子上去看看街景。隨便找街邊的人問,他會向你描述,這裏之前隨處可見路虎、保時捷、寶馬,勞斯萊斯、賓利等也不是稀奇貨。
末了,他會加上一句:“現在神木不行了,車少了一大半。”
相較而言,十字路口往北不遠的神木縣法院附近人流大些。人們大都神情麻木、眼神木然,從法院門口進進出出。上前去問,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為打官司要債而來。“這裏前段熱鬧得像是菜市場。”有人描述說。
從2004年開始,神木人賣煤而富。當地政府於2008年開始推行城鄉15年免費教育,從幼兒園到高中實現“零收費”;2009年3月,實施全民免費醫療,成為全國第一個公費醫療“特區”。神木人介紹自己的家鄉時,會說這裏是楊家將的故鄉,但外省人的印象中,神木更像是“中國的科威特”。
這一切都源於老天給神木的財富:煤炭。根據神木縣政府的公開資料,全縣59%的麵積下都有煤,總儲量達500多億噸。而且都是世界少有的優質動力環保煤和氣化用煤。近10年來,神木人大發煤炭財。一年有上億噸煤炭是一大批暴富的煤老板。據《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統計,高峰時期神木縣資產過億元富豪人數達2000人之多。
當時,隨著煤炭價格的高企,煤老板們開始掀起“炒煤礦”風潮,高息民間借貸隨之蔓延整個神木。開始時,借貸關係大多發生於朋友、熟人間,但後來人們膽子越來越大,把巨款借給八杆子打不著的人已經很常見了,有時候甚至還要托關係才能把錢借出去,目的就是想借煤炭價格高企的東風,分一杯羹。
誰也想不到,在連漲了近10年之後,自2012年開始,煤炭行情迎來了拐點。僅僅一年多的時間,不少煤炭品種的價格都跌去了一半。進入2013年下半年,煤價還在繼續下行。受此影響,神木上百處煤礦停工,一大批煤老板密集破產,民間借貸鏈條更是瞬間斷裂。
對於那些靠高利貸去收購煤礦的煤老板來說,當煤礦急劇貶值後,很快便資不抵債,隻好跑路。2012年底以來,神木失蹤的老板多達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達4786起,涉訴金額初步估計超過百億元,涉訴人數將近8000人。“前幾年神木人見麵,都問:你最近投了多少?現在見麵都問:你要回來多少了?”一位當地人這樣形容。
這其中,以“黃金大王”張孝昌和“集資大王”劉旭明最為典型。2011年5月始,劉旭明在神木放出消息,在內蒙古阿拉善盟獲得一處約12平方公裏的優質煤礦,希望大家出錢入股一起開采。事後證明,這成為劉旭明大規模集資的平台。
作為神木煤老板遭遇的一個典型案例,劉旭明從一無所有到意氣風發、再到如今破產落寞,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神木這座縣城--也是整個中國煤炭富豪的真實寫照。
神木往日風光已逝。隨著民間借貸資本的破裂,房價暴跌、商業蕭條、醫保欠款、社會解構等難題,就如一張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將這座曾因煤炭資源而促使民營經濟飛速發展的縣城陷於苦苦掙紮之中。而在其依舊繁華奢靡的表麵背後,是民間借貸崩盤引發的恐慌,以及泡沫經濟破裂之後帶給這座縣城揮之不去的憂傷。
80後煤老板的崛起
在神木年輕人眼中,劉旭明是白手起家的夢想樣板。1983年8月,劉出生於神木縣最南端的萬鎮黃石畔村,家裏日子過得並不富裕。2002年,劉考入西安科技大學讀專科。據劉旭明一位校友稱,上大學時,劉旭明開過小超市掙錢。這是他最初從事的商業活動。畢業後,劉旭明在一家內蒙古的洗煤廠上班,工作不到一年就辭職單幹,開了個私人洗煤廠。這次冒險讓劉旭明賺了一筆錢,他用賺來的錢買了人生中的第一輛車:別克。“在2006年,這是相當牛氣的一件事。”賀峰說。賀峰比劉旭明小兩歲,在內蒙烏海買有煤礦,與劉旭明同處一個煤老板圈子。
此時的神木,正處於煤炭經濟的活躍發展期。從2001年開始,中國經濟強大的需求推高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價格,煤炭當然不例外。以6100大卡的電煤價格為例,2002年隻有150元左右,而到了2010年,已經漲到了800元以上。
就在煤價大漲的同時,神木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也開始大躍進。包神、神朔、神延等運煤鐵路相繼開通,特別是2006年3月建成通車的神朔鐵路複線,極大地增強了神木煤炭外運的能力。中國過去轟轟烈烈的投資建設使得能源需求井噴。大發其財的煤老板都牛氣哄哄,付款時有的隻認現金,連彙票都不想要。
劉旭明當時還沒回到神木,在內蒙做政府做一些煤礦的投機生意。在此期間,他誤信別人買了個無煤的礦,賠了一大筆錢,差點就此栽倒。賀峰說,此事之後,他開始明白,“挖煤其實風險很大”。
幸運的是,劉旭明買到了神華集團的一塊邊角煤區。挖了一陣賺到一筆錢後,他把煤田按塊分開,轉包給來內蒙淘金的煤老板,隻留管理權在手中,一年穩當收取幾百萬管理費。“比如20萬平方米的煤田,劉旭明自己挖可能賺100萬,而劃分成4份後,一份50萬,直接就賺了200萬。”
也正是從2006年開始,全國的房地產價格開始上漲。由房地產帶動的幾十個行業一片繁榮,鋼鐵、水泥、鋁材、玻璃等等行業產能增加,對動力煤的需求一路攀升。反映在劉旭明的生意上,這一波大行情幫助他完成了由小煤礦主轉型為地方“煤諸侯”。
通過細分煤田再出賣的手法,劉旭明最大限度地抓住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後來他的操作,基本是對此類手法的複製。”賀峰說,2008年劉旭明並購了烏海常洪口中山煤礦,成立了集“原煤生產、洗煤、煉焦、化工”等為一體的中山礦業集團。這一年,劉旭明25歲,出門談生意時常開一輛奔馳或兩輛加長凱迪拉克。
劉旭明給人的印象是“有關係、能辦成事”,為人豪爽,仗義疏財。經營煤礦買賣日久,經常有人從浙江、北京等地趕來找劉旭明幫忙,托他買礦、賣礦,劉旭明往往都能辦成。
他自認在看懂人心方麵技高一籌,以有錢大款的姿態出現,努力表現出自己有幫別人賺錢的能力。商人高某認識劉旭明時,開一輛幾十萬元的車。劉旭明對他說:“以你的身份,開這樣的車能行嗎?”幾天後,劉旭明贈給高某一輛價值200多萬元的路虎。高某的親戚是當地另一個大老板,過幾天高某就放心地給劉放貸了5000萬元。
這樣的手段,在劉旭明籌錢開礦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這,是神木縣煤老板在籌資中慣用的手法,屢試不爽。
全民皆貸
如果隻停留於煤礦的開采、買賣,劉旭明的生意將維持在實業狀態。在煤礦買賣過程中,劉旭明有時需要大量資金。作為民營企業,到銀行尋求貸款困難重重,劉轉而回神木尋求富人集資,煤礦買賣完成之後,再把錢連本帶利還回去。在一次次的低借高還的循環中,他的生意逐漸脫離實體。
2008年的一天,胡榮剛在神木縣遇見了西裝革履的劉旭明。“當時劉旭明開著豪車,好多老板請他吃飯,並帶我一起去。”胡榮剛說,他和劉旭明是多年未見的同學,再次聚首時,發現對方已然發達了。
“我覺得他做得挺大的,於是就相信他,給他投了錢。”
那時,神木縣內借貸風剛開始不久,大多發生於朋友、熟人間。借貸最早來自煤礦,有些煤礦主為買下一座礦,需要在十來天時間內湊齊上億甚至10億的資金到指定賬戶,等拿下煤礦之後,資金再迅速加息返回。當地銀行係統根本無法滿足此類需求。
不過,神木人正慢慢對此習以為常。“500萬元借出,49天時間,煤礦分紅可以達到490萬元。”賀峰說,這類事情經常在身邊發生。神木縣最高分紅紀錄發生在永興鄉,有人入股1萬,分紅時達600萬。本刊記者到永興鄉探訪,發現村子裏隻剩下外地人和幾個本地老人,暴富後的村民都搬到城裏去了。
2008年到2009年,胡榮剛把大筆資金借給劉旭明,投入到烏海的中山煤礦以及一個當地的煤廠,都獲得了可觀的分紅,這讓他對劉旭明佩服不已。
劉旭明的堂侄劉羽(化名),與胡榮剛的經曆基本相似。2011年4月,劉羽遇到一個幾年未見的朋友,這位朋友稱當初借給劉旭明200萬元,分紅時連本帶利分到380萬。身邊的財富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劉羽,於是,他想抓住劉旭明這棵大樹,快速實現財富夢想。
劉羽從銀行貸了幾十萬,又以月息3分的高利貸湊了700萬,會同當地人吳義平和李雲軍,三人湊了4000萬,分兩次給劉旭明的會計劉彩英打款,買下了劉旭明所屬中山煤礦一個井田。這天,吳義平記得很清楚,正好是汶川大地震3周年。劉旭明答應他們,20天內就能開工。
可等了兩個月,中山煤礦依然未能開工。三人無奈找到劉旭明,希望能有個解決辦法。劉旭明出乎意料的爽快,按月息3.5分給4000萬支付了利息。劉羽、吳義平和李雲軍,每人都賺了可觀的利息差價。
4000萬對於三個普通人而言不是小數目--那是在中國其他地方,在神木,你需要的隻是膽量。
2004年之後,受煤炭經濟帶動,神木的縣城版圖擴大了3倍,新房子修到了西邊的河堤和山上,榆林“南六縣”、延長、關中和西安等地的人紛紛雲集於神木。神木的酒店、賓館、KTV、餐館、洗頭房、汽貿等不斷有新店開業。由於縣城夾在東西兩座山當中,“鞭炮隔一會兒炸一陣,動靜非常大”。
急劇膨脹的實業需求以及煤礦價格的節節攀升,導致神木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炒礦所需要的資金不是小數目,這使得煤老板成為對高利貸需求最強烈的人群。在政府控製下的金融係統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市場對資金渴求的情況下,民間借貸開始井噴。
2008年,神木縣第一家小額貸款公司成立,而後各類貸款公司、典當行等錢莊應運而生。到2012年時,神木縣有銀行類金融機構達21家,是長江以北地區銀行最多的縣;還有小額貸款公司22家,數量為陝西各縣之冠,注冊資本總額近27億元。這還不包括大量的民間地下金融公司。
當地的陝西神木農村商業銀行(即陝西農村信用合作社),推行了一項頗為激進的政策:隻要有可靠的人擔保,一兩百萬元的貸款無需抵押,隻需簽個字即可。早期的個人老板投資商鋪或飯店,至少有一半的錢來自農村商業銀行。
此外,通過熟人,當地人可以以月息1分的低利率從銀行貸出錢來,然後放到典當行或小額貸款公司去,直接可以加到月息2分,甚至更多。隻要能貸到款,就可以吃差價。這種模式,神木超過一半的人參與過。在神木有一句話,叫全民皆貸。這樣的借貸,在煤炭業方興未艾的鄂爾多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神木縣法院後來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審理的679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3分左右,甚至有的在3分半以上,而放款利息則普遍超過3分,有的達到了3分,折合年利息為60%,已經逼近當時煤炭利潤的上限。
農村商業銀行的激進做法,幫助很多人實現了夢想。負麵影響是,此種做法擾亂了神木農村金融市場,造成高利貸全民普及,誰不參與誰就傻瓜。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風潮讓人們逐漸喪失了本應該有的風險意識。
“這種做法幾乎就是不勞而獲,純粹是數字遊戲。”賀峰說,有人甚至憑借這樣的手段一年賺千萬以上。高峰時期,神木的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達到1000多家,甚至注冊一個商貿公司、煙酒行都可以借款放款。慢慢地,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錢,都在找項目。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劉旭明告訴劉羽、吳義平和李雲軍,如果本金不退,將會有一個大煤礦,很快就能分紅,比例是50%,“照顧一下你們”。
當時,吳義平有把大部分資金撤出、留下幾百萬入股的念頭。畢竟,吳義平投入的2600萬,大部分是來自高利貸。但是劉羽動了心,他主動去做吳義平的工作,勸他繼續留下本金一起入股,“再入股一次,下半輩子就不用愁了。”
吳義平最終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為求心安,吳義平找到劉旭明,讓他開具了原始股入股憑據。事後,劉羽向《財經天下》周刊坦言:“拿了劉旭明分紅的人,極少數見好就收的,大多數人選擇連本帶利繼續投入。”
類似與劉旭明做生意隻賺不賠的例子通過口碑相傳,使他迅速成為神木炙手可熱的人物。劉旭明軼事流轉頗多,早期的一個例子是,在烏海時,劉旭明看著一個開灑水車的小夥子實在,就給那人開了高薪,果斷挖到自己公司。後來那小夥子跟著劉旭明發了財,買了豐田車,在烏海也買了房。
更為人所看重的,是劉旭明與神木政商名人間的關係。他通過王鳳華、王鳳義兄弟,接觸到神木當地知名企業家王鳳君、劉銀娥等人。王鳳君於2003年開始做化工行業,是神木煤炭經濟轉型的代表人物。而劉銀娥早年以開小賣部起家,事業橫跨煤炭、化工以及農業,成為縣、市和省三級人大代表。“劉旭明與他們都有資金、生意上的往來。”吳義平稱。
生意上聲名鵲起,劉旭明同時開始走政治路線。2009年,他創建神木中學旭明基金,第二年出資200萬元將基金擴充,先後資助30名貧困大學生以及獎勵神木中學優秀教師。2009年底,劉還出資50萬元修整了村裏公路。2010年神木縣“三大基金”籌款時,他捐了1000萬元。隨後,榮譽接踵而至。2011年,他被評為神木“十大傑出青年”,並成為當地政協委員。
政商兩界的力量合擰在一起,讓劉旭明頭上產生了“可靠”的光環。這時的劉旭明,正越來越神秘,“言語不多,高深莫測的樣子”。吳義平回憶,唯一一次讓他覺得不靠譜之處是劉旭明在歌廳找了兩個小姐。“那麼年輕,自稱一年賺30億,卻去找小姐,事業做不了太大。”
劉旭明式的成功對神木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當地剛畢業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多數無心具體工作。他們開始向劉旭明學習,先貸款借錢,買上好車“武裝”自己,出入高檔娛樂場所,表現出有錢人的樣子,然後再借貸盈利。憧憬富人生活的青年人,喜歡的不是單調的娛樂方式,而是當上富人的那種感覺。
山之巔峰
2011年,劉旭明的“事業”開始登上頂峰。
當年1月,他把在烏海的四個公司打包,組建了神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部設在內蒙古烏海市。公司網站資料顯示,神泰集團總注冊資金為1.09億元,截至2011年4月底,集團總資產為15.2億元,員工超過2000名,經營區域涵蓋呼和浩特、包頭、東勝、烏海、左旗以及陝西榆林等地。
此時,劉旭明開始向神木縣的商界名流描述自己的轉型願景。誰都知道,神木500億噸儲量的煤總有挖完的一天,轉型是富起來之後神木政商的主流話題。與神木之前商界名流向煤炭下遊--煤化工轉型不同,劉旭明玩的是高科技行業。2011年,中國多晶矽概念興起,通過多晶矽加工獲得的單晶矽,是一種既能製造高端太陽能電池,也能生產半導體矽器件的原料。
劉旭明在阿拉善盟成立了個多晶矽項目,而阿盟政府為其提供了配套條件--一處價值可期的煤礦。這樣的誘惑下,神木商界名流王鳳君的弟弟王鳳華也加入進來,並成為吸引更多人的強力背書。
2011年11月5日,阿拉善盟行政公署與劉旭明的神泰礦業投資集團在北京舉行投資協議簽約儀式。阿盟盟委盟長、副書記及盟政協副主席、盟發改委主任等一幹領導均到場撐台。雙方簽訂年產3600噸單晶矽棒配套加工項目,總投資53億元。
為此項目,劉旭明於2011年5月起從烏海回到神木,放出融資消息。由於之前積累下的“榮光”和人脈,很多政商名流爭相入股,劉銀娥、王鳳華等都在股東行列。為了堅定大股東的信心,劉旭明親自領著神木的十幾個大老板去了阿拉善盟,晚上吃飯地點就在阿盟政府孿井灘開放區管委會,那邊的領導設宴款待。“政府都參與其中,肯定不會有假。”賀峰說。
一時間,入股者趨之若鶩,李雲軍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來,當時自己能入股簡直就是幸運。他因遠方侄子的關係,聯係上劉旭明,湊了700萬購買了原始股。“如果沒有這個關係,700萬隻能放貸,入不了股。”放貸的錢月利息是3分,一年利滾利下來,1元錢可變成1.5元左右。而入股後,1塊錢可變成2.8元。
這時候的神木,一片欣欣向榮,縣城的房價已經漲至每平方米1萬元,遠超所轄屬的榆林市,甚至可以和省會西安相提並論。房地產已經成了除煤炭之外,神木的另一大經濟增長點。
以2010年5月的一次土地拍賣為例,當時政府拍賣了6塊土地,每畝地價格近1280萬元,樓麵地價更是超過了每平方米6000元。高房價刺激出的新樓盤不斷湧出。往北,神木新村拔地而起;往南,陝西正和房地產公司老板王和平開發的新農村項目呼家圪台的樓盤,擠到了山腳下。
7月25日,《財經天下》周刊記者來到被稱為“神木第一豪宅”的麟州華府,赫然看到巨大的燃煤熱力廠煙囪緊貼小區矗立,冒著白煙。就在這樣汙染嚴重的地方,一共修建了1800套住房,在土地證、預銷售許可證還沒有辦理妥當的情形下,提前通過內部認購協議就銷售一空。樓盤買主李平出示給記者的2011年7月的認購協議書顯示,單價為10860元/平方米。
與麟州華府一河之隔的過境路上,連達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的生意異常火爆。其總監楊監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之前連達以銷售大眾價位的車輛為主,後來根據神木客戶的需求,調整了戰略,專賣路虎等高檔車。“最好的時候,一年賣30多輛路虎。”
當地人向記者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煤老板的兒子,買了一輛300多萬元的賓利汽車,剛開出店門,就撞電線杆子上了。他趕緊下車,又去買了一輛。
龐大宏偉是榆林市銷售路虎、捷豹最大的4S店之一。店裏的一位李姓銷售顧問表示,兩年前高峰時,榆林人買200多萬的路虎攬勝就像買白菜。他們都不問價格,隻問有沒有現車,有就馬上付錢,沒有現車就立馬走人,去西安買去了。
根據榆林進出口部門的統計數據,整個榆林地區每年進口的汽車數量,占陝西全省70%以上。而在2012年前的幾年,每年都賣出10多輛售價超過500萬元的豪車。
神木縣城滿街的酒店,大多2008年到2011年間建成,幾乎50米一家。即使如此依然供不應求,四星級賓館更是經常爆滿。稍微好一點的酒店,一個標準間的價格都在600元以上。其中幾家酒店的高等級套房,都有人常年包著打牌、娛樂,即便離家一公裏也不願回。在KTV等夜店場所,一間包房一晚消費萬元以上是常態。
同樣的景象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也出現過。郭樂是烏海一名做土木工程的建築商,常年在鄂爾多斯和烏海等地做生意。他告訴記者,兩年多前,鄂爾多斯晚上9點後就訂不到酒店了,主要消費的並非外地商旅客人,而是本地人吃完飯後去酒店開房娛樂。不少人因為怕經常訂不到房間,幹脆常年包著,以便隨時可以去住。
郭樂的表兄趙國慶,在鄂爾多斯的一塊業務是銷售日本林內的燃氣鍋爐。在鄂爾多斯,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林內這個品牌,但隻要趙國慶跟客戶說“這是日本的,最貴的”,客戶就買了,“鄂爾多斯人就喜歡最貴的。”
此時的神木和鄂爾多斯,以及內蒙古、山西、陝西等煤炭大省,建築於煤炭和民間借貸基礎上的繁榮場麵,正顯現出衰落前最後的光芒。在高利貸的刺激下,大部分資金都湧向房地產、黃金、煤礦等行業,與之無關的產業則受到嚴重排擠,無力發展。
全民參與的瘋狂遊戲,正在尋找擊鼓傳花的最後一個倒黴蛋。
山崩地裂
很早就有跡象表明,神木正經曆盛極而衰的過程,而最該感受到這種寒意的,正是劉旭明。
2011年10月,劉旭明答應給李雲軍、吳義平等人的入股分紅首次未能兌現。但李雲軍等人對劉旭明的信任並未動搖,相信接下來會再次出現利滾利的局麵。就在本月,劉旭明女兒滿月宴席如期在神木豪華的南亞華酒店舉行,高朋滿座,嘉賓雲集,國內著名小品演員郭冬臨、女子十二樂坊被請來表演。據稱,劉旭明光禮金就收了有200多萬。吳義平給的禮金是1萬元,“入了2600萬元的股,劉旭明就是我的上帝。”他說。
不過,厄運終究降臨。為了在阿拉善盟的多晶矽項目,劉旭明修了一個辦公樓,做好了基建工程。但在2012年初,項目施工開始放緩,最終停止--劉旭明的後院起火了。
如果說,2004年以來開始的煤炭價格高企,催生了神木、鄂爾多斯等地經濟繁榮的話,那麼自2012年起,煤炭價格的下滑,則將這些地方推向水深火熱之中。
屢試不爽且高到嚇人的投資回報,讓神木人普遍相信兩個事情:中國經濟會一直高速增長下去;煤炭是中國經濟必不可少的基礎物資,也會一直漲下去。
可惜的是,這兩件事都被證明是虛幻的。2011年底,4萬億刺激效果消失,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快速恢複的中國經濟開始顯露出疲態,對能源的需求也開始疲軟。在煤運樞紐秦皇島港,煤炭庫存開始上升,煤價下跌了。與此同時,從尼泊爾、印度尼西亞、蒙古、澳大利亞等地進口的煤開始增多。這些地方擁有更低的開采成本,把煤挖出運到中國口岸,價格甚至比內蒙、陝西的煤還便宜。
很多煤老板認為這隻是暫時的調整,但事與願違,等了一年多時間,煤價越等越跌。僅在2013年,煤炭價格就跌了兩成以上。對很多煤老板而言,煤價已經跌破了成本價,唯一的選擇就是停產。有媒體甚至報道稱,全神木隻有7家民營煤礦還在生產。對此,神木縣煤炭局的一位負責人表示否認,但他也承認,至少有半數以上煤礦停產了。
在最具“神木式傳奇”的永興鄉,讓村民暴富的十幾家小煤礦都已經關閉。村裏的小賣部生意冷清,老板本來是從東北過來挖煤的礦工,在2012年之前,每月能掙1萬多塊錢,但現在煤礦停產,隻能開個小賣部維持生計。國有大型煤礦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檸條塔礦業公司是當地的一個大礦,該公司一位看守空煤倉的員工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他們去年裁掉了300多臨時工,而正式工的工資也從之前的1萬多降到了五六千塊錢。這位1985年出生的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迷茫,“前年這裏還擠滿了來拉煤的大貨車,”他指著一塊空地說,“現在一輛都沒有了。”
神木縣政府也感受到了壓力。與煤炭價格的陡峭曲線同步,2007年至2012年,神木縣GDP從197億元增長到超過千億元。在地方舉債盛行的中國,神木是極少堅持“絕不舉債”的政府。其著名的全民免費醫療和教育也是受惠於此,統計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2年,神木縣在各項民生項目上投入了百億財政資金。但在幾年的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之後,2012年神木已經出現了16億元赤字。今年上半年,神木縣財政總收入更是下降了三成。這樣下去,神木政府“不舉債”財政堪憂。
在一山之隔的山西,數據顯示煤炭全行業利潤同下降超過六成。山西政府開始出手救市。省長李小鵬親自出馬,與五大電力集團一家一家談增加山西煤炭采購。一個旨在減免煤炭稅費、金融支持、資源配置、現貨期貨交易等方麵的救市“20條”也同時出爐。
鄂爾多斯比神木更先一步陷入蕭條之中。原因在於,在煤炭泡沫之外,鄂爾多斯人還背負房地產泡沫的重擔。趙國慶說,早年鄂爾多斯人從煤炭中賺的錢,要麼借給了高利貸,要麼買了康巴什的房子。而嚴重供過於求的房市,在2011年底煤價最開始疲軟的時候,就把房地產泡沫給刺破了。去年,趙國慶收了6輛豪車,都是別人抵債的。
而神木,則越來越像第二個鄂爾多斯。在高樓林立的開發區,樓盤大多處於停工狀態,而麟州華府小區的房價也從1萬多跌到了7000元。“關鍵是,降價也賣不出去。”當地人表示,“好多外地人都走了,神木不需要那麼多房子了。”
對於神木、鄂爾多斯這樣以煤炭為支柱的經濟體來說,當地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受到了衝擊。在銷售路虎、捷豹的龐大宏偉4S店,銷售顧問表示,現在的銷量已經隻有以前的三分之一,百萬以上的豪車更是賣不動了。甚至之前購買了豪車的人,現在連保養車的錢都不願意再掏,轉而去街邊小汽修店保養了。他們還經常接到車主的電話,讓他給車估個價,準備賣掉。
酒店業的蕭條則更為明顯。以往一到晚上就訂不到房的現象在神木已經不複存在,不少酒店都推出特價房攬客,以往要800多元的房間,現在隻要200元就可以住到。不少酒店都倒閉關門,其中不乏四星級大酒店。
錢沒了
突如其來的煤災,不僅撕破了神木、鄂爾多斯的繁榮泡沫,更將以劉旭明為代表的新興煤老板拉下了神壇。
在經濟利益開始下滑的背景下,買主對煤礦購買、開采的意願驟然下降,一些買過劉旭明煤礦的人開始找理由退礦。在烏海,劉旭明之前以1000萬賣出一處煤礦。買主找到劉旭明說底下沒礦,虧了本,最後劉旭明以1300萬收回。對於這些糾紛,握有大把借貸資金的劉旭明似乎不在乎,用金錢繼續維持著自己一方煤諸侯的形象。
但煤礦主管單位自2010年開始的煤礦整合行動,直接截斷了劉旭明的財源。煤礦主管部門效仿山西省在2008一夜暴富的年的清理政策,強力推進小煤礦的整合。原本,一個煤礦年產量要達到30萬噸,現在提高到60萬噸。整合完成前,原來的證件由煤炭管理部門回收,煤礦停產。更關鍵的是,煤炭市場的不景氣,讓煤老板的開工意願下降。閑下來的煤礦和空置的房地產項目,都壓占了大量資金。
煤價跌了,劉旭明之前在烏海所運作的“細分煤田再出賣”模式也難以為繼。斷了資金來源,劉旭明後來的資金都是靠別人入股,拆後補前,寅吃卯糧。
2012年清明節,劉羽與劉旭明一起回神木萬鎮黃石畔村上祖墳。“那時劉旭明的情況還好著呢,沒有衰落的樣子。”劉羽回憶。當年7月,劉羽聽到風聲,很多人包括大股東找到劉旭明,要求兌現之前的承諾。劉旭明給有些人退還了本金,給有些人繼續寫入股收據,以利息加進去再入股。劉羽打電話給劉旭明,劉旭明表示現在退不了本金。後來,劉旭明的手機有時就打不通了,短信也不回。
在阿拉善盟項目擱淺後,劉旭明真正在意的政府配套煤礦也沒了著落,要維係集資擊鼓傳花的遊戲,他必須找一個替代品。於是,他花8000萬元從阿拉善購得12平方公裏“石砣山煤礦”探礦證。這給很多人造了一個煙霧彈。比如,賀峰就認為劉旭明新買的探礦權,仍然是與阿拉善盟配套的煤礦。
此時,“黃金大王”張孝昌非法集資案也在發酵之中。張孝昌宣稱手中有黃金、白銀礦,非法集資高達101億,涉貸1380人,涉貸公司56家。一些非法借貸者因還不上銀行貸款,被銀行拉入黑名單。一時間,神木資金發條越擰越緊。
無奈之下,劉旭明隻能選擇鋌而走險。2014年4月,劉旭明認識了神木縣人大主任高崇飛之子高炎碔。劉旭明給高出示了石砣山煤礦的6個資質證件的複印件後,高炎碔入股1億元。但隨後,劉旭明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李雲軍說,最後一次見到劉旭明是在2012年下半年,當時他帶著劉旭明去西安找熟人融資,未果。2012年11月20日,一直未能看到煤礦開工也未能拿到分紅的高炎碔,跑到神木縣公安局報案,劉旭明的集資遊戲就此引爆。被扣留之後,警方發現他的賬戶餘額僅10萬餘元。
隨著股東紛紛去公安局報案,劉旭明案內幕也逐漸水落石出。2012年7月至10月間,劉旭明債權人之一高峰為弄清他所稱的“石砣山煤礦”虛實,曾去阿拉善盟“臥底”。他驚訝地發現,整個12平方公裏隻打了18個鑽孔。內蒙地質礦產勘察院開始派了三台鑽孔機,後來隻留下一台,說是幹活,其實是等著與劉旭明結賬。
在此期間,劉旭明想把礦賣給一家香港公司,但因無法證明所有權而作罷。後來,劉旭明又聯係北京的中植集團,再次試圖出售礦產。見此情況,2012年11月,高峰回到神木後就報了案。
今年7月20日,高峰接到劉旭明專案組的電話,詢問在2009年至2012年間,劉旭明名下賬戶是否向他的賬戶支付5億元。高峰覺得此事莫名其妙,他開玩笑說:“別說是5億,能把欠我的本金還給我就謝天謝地了。”事後,高峰想起,內蒙有一個與他同名同姓的人,而這個人正是劉旭明的放債對象。據稱,這位高峰給劉旭明付過9800萬的利息。
這些細節的曝光證實了一件事:劉旭明的資金流向不是買煤礦,而是在做高利貸生意,這樣的風險無疑很大。
根據神木縣公安局的通報,該案報案金額達7.87億元,登記的涉案金額達11億元。這還不是全部,因為有的入股者沒報案,比如向劉旭明入股1億元的賀峰。“劉旭明如果能出來,不用兩年,一定會東山再起。”他說。
永遠失去的
對於大多數中國煤老板來說,東山再起看上去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在鄂爾多斯三禾大酒店裏,內蒙古昌耀投資有限公司經理石勇對《財經天下》周刊表示,自己身邊的朋友,隻要生意沾上煤炭的,普遍情況不妙。而他自己,也因投資煤礦被騙了錢,現在資金很緊張。石勇的哥哥甚至對記者說:“如果能拉來一些資金,我可以給你提成。”
伴隨著煤炭神話的破滅和諸多煤老板的跑路、轉型,以及張孝昌和劉旭明詐騙案的接連發生,此時的神木縣,已經變成了頻頻上演狗血劇情的大舞台。
胡榮剛之前給劉旭明入股3700萬元,這部分錢大都是他找朋友集資而來。劉旭明被抓後,胡榮剛去公安局報案,收回了1900萬元。消息泄露後,其他幾個入股的朋友要來按股權分攤這1900萬,胡榮剛不願意,打了一架後,跑路了。類似的糾紛,隨著民間借貸的崩塌,在神木比比皆是。
“(合圍縣政府)事件的根本原因其實是經濟問題。民間集資崩盤了,神木號稱人人放貸,這起事件隻是一個發泄的借口。”
說這番話的人叫趙蘭予,3年前她碩士畢業後,回到了家鄉神木縣城。她跟神木很多新聞風雲人物都認識。在這個小縣城裏,大多數人都是“熟人”。曾經轟動全國的“房姐”龔愛愛和涉嫌巨額非法集資的煤老板劉旭明,都與她相識多年。
“陝北神木人之前的淳樸、誠信,已然消失殆盡。”在當地做了30多年律師的薑雄認為,民風日下是比借貸破裂更為嚴重的事。
劉旭明完全改變了吳義平的生活。吳義平往日相熟的債主逼上門來,雇用東北、新疆的催債公司,在家裏一住一兩個月,尋死覓活。吳還曾被限製在一個賓館裏,上廁所都被跟著。
被麟州華府4套房子套牢的李平認為,現在的神木經濟已退回到10年前。“那麼多的樓房沒人住,多少錢沉澱在裏麵,沒有需求就成了廢物。在看似平靜的神木縣,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血雨腥風。”他向《財經天下》周刊抱怨,自己已經52歲,老婆得了癌症,常需去西安做化療。每天一睜眼,銀行的利息和債主的眼神都讓他難以直視。
過去的10年,對於他以及神木、鄂爾多斯的很多人來說,就像一場夢,夢裏麵坐上了過山車,看似衝到雲霄,又再次俯衝下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像劉旭明一樣,都回不去了。
趙蘭予感歎,在這一輪大崩盤中唯一逃過一劫的,是像龔愛愛那樣—把在神木賺的錢換成一線城市房產的人。當《財經天下》周刊問她有沒有在西安買房的打算時,她說她想買,但現在不敢買了。“我總覺得今天中國人對房子的瘋狂,和神木人當年很像。”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賀峰和趙蘭予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