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習華:母親的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繼父單位上的同事張仁富回三台縣探親，因為給我家帶了東西就來到我們家。張叔叔的到來，給我們帶來了歡樂。但在他走後不久，生產隊上的人都在傳說我繼父被樹子打死了，單位已瞞著悄悄處理了，不讓我們知道。
母親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不知這不幸的消息是怎麼傳到母親耳裏的。母親偷偷地哭，我和二弟不知其故。有一天，奶奶對我講，你王爸爸死了，你沒有爸爸了。當時我才十三歲，明白這意味著什麼。繼父一九七四年到我們家，一年回家一次。但畢竟我有父親了，與其他小朋友發生爭執時，就有了底氣。現在，一下子父親就沒有了，心裏油然升起悲傷。
這個時候，我才多少懂了一點兒母親為什麼哭。對一個農村女人來說，前夫既去，再婚後又喪夫，打擊是夠大的。
生父在一九六九年春節前去世，死時三十三歲，把一家老小丟下不管。當時，母親二十七歲，我四歲，二弟兩歲。還有駝子爺爺和小腳奶奶。生父的死，使我們這個家遭遇了垮山塌屋的滅頂之災。一九七一年九月，活了六十九歲的爺爺也去世了。其後家境窘迫、難以為繼，雖然二叔是軍官，我們是軍屬家庭；雖然有姑父等眾親戚對我們的幫助與支持；但終究難以支撐起一個家。母親要重新組織家庭的問題，就刻不容緩地擺在了一家人麵前。眾親戚積極張羅。母親的再婚，對我們家來說是個重大事件。我們家對未來“這個人”，主要有三點要求：善良、責任、能力。具體意思就是：我們兩弟兄得姓蕭，不改姓，且要把書供出來；能善待我們一家人，有能力解決我們家的困難。首先進入視線的是一位鐵路工人，見麵時，我見這個人高大結實，未婚，條件基本可以，但人有點兒傻，不識字，連錢都認不了，大家一致否定。一九七四年，終於有一個對象得到認可。他叫王和興，是毛爾蓋森林工業局三二三場的工人，未婚，不吸煙，不打牌，節儉，愛勞動，善良本分，無惡習。符合我們提出的條件。他的老家在本縣的古井區，我們是樂安區，兩處相距三四十裏遠。雙方見麵後，都滿意，於是安排了母親的婚期。那一年，母親三十三歲。繼父比我母親大十五歲。
繼父進入我們家庭三年，作為“爸爸”的形象已經在我們心靈上和現實生活中鮮活起來，一個好人已須臾不可離了。如今繼父突然沒了，家庭怎麼辦，將在哪個港灣停靠？我們一家人將被卷進生活的漩渦，掙紮……
接下來，我家的主要親戚聚到一起商量意見。在一九七七年的這個夏天，我們家麵臨一個重大的考驗，要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最後意見是，我母親帶上已經十一歲的二弟和繼父二十多歲的侄兒一起去繼父的單位。我陪伴著年紀已經六十六歲的奶奶在家待著。母親走後，婆孫倆眼巴巴地守望著遠方的消息……
母親懷著悲傷匆忙上路了。先從三台縣城乘汽年到成都，時間要一整天。然後從成都再乘車去毛爾蓋。買車票等事宜由我繼父的侄兒辦理。從成都向西邊走，每間隔一天才有一班長途客車。母親他們從成都西門車站出發，要兩天時間才能到達繼父的單位。中途要住一宿，路況很差，母親暈車，一路是昏天黑地，愈走離家愈遠，離目的地卻愈來愈近，也就愈接近那個可怕的真相。不知那白山黑水的茫茫原始森林將會告訴我們一家什麼……內心的惶恐不安，難以形容。
哪知道他們搞錯了，犯了方向性錯誤。母親是在與同車旅客的交談中知道走錯了方向的。他們乘的汽車是去“若兒蓋”，而不是要去的“毛爾蓋”，僅一字之差。“毛爾蓋”是在鬆潘縣鏡內。“若爾蓋”很遠，要經過理縣、紅原縣後才能到達。頓時，就沒了主張，母親抱著二弟哭成一團。路費是出門前親戚們籌的，可怎麼辦呀？自認為很聰明的繼父的侄兒，此時已是慌亂無措、一籌莫展。好心的司機老王見這種情形，又前不著村後不挨店，隻有將母親他們拉到理縣去。到達後，王司機積極給他們單位領導反映我母親他們這個事。後因去毛爾蓋方向的公路塌方不通行，汽車運輸公司免費將母親他們捎回了成都。
這一錯誤加重了母親的痛苦，猶如在傷口又撒了把鹽。
在返回成都的車上結識了在成都電纜廠工作的文達西，他同情母親的遭遇，回到成都的家時收留了母親他們三人，繼父的侄兒住他家，我母親和二弟則住在文的鄰居陳世明女士家，陳阿姨對人相當好。留在成都，等待著路通了再去毛爾蓋，無助地等待了十多天，得到的消息都是“未通”兩個字。那段時間在工廠的食堂打飯吃。生活費用用完，到最後是母親把帶在身上的布票、糧票賣了換成錢。鑒於不知道路何時才通，被動地等下去，也不是辦法。隻有返回家鄉。
成都電纜廠的文達西、陳世明看著母親他們悲悲戚戚地離別，也很傷感。
母親回到家裏，一家人和親戚們又商量對策。最後決定寫信到繼父單位去，信在郵途上的時間是一二十天，當時又沒有電話，就是有電話打，繼父也接不到電話，因為繼父是在莽莽大山裏的伐木工棚裏工作。
信寄走了，日子一天天地去，我們也在一天天地盼。
大約二十多天後，挑著行李，穿著舊工作服的繼父突然回到家裏。繼父活得好好的。一個大活人就站在我們麵前，我們一家人喜極而泣。我繼父還活著的消息很快傳遍家鄉。
說繼父死了，就成了謠言。接著就是追查。在我們居住的河壩裏的人家，第一個說我繼父被樹子打死的是我們鄰居一位姓朱的老人，她是從那次來我家的張叔叔口裏聽到的。謠言因張叔叔而起，大家的仇恨自然就集中在了張叔叔身上。憤怒的親戚跑到離我們家有十多裏路遠的張叔叔家去，因為張叔叔早回單位，麵對他們瑟瑟發抖的妻女，我們家的親戚軟了心，不然就差點兒把他家的房子給拆了。
探家結束後，繼父回到單位，找到張叔叔“理論”，張叔叔解釋，稱他沒說過那樣的話，他隻說過有的森工局，樹子把職工打死了，就悄悄處理掉，不告訴職工的家屬。他怪我們院子裏那位老人聽錯了。但肯定，錯在他們倆人中的一人。大錯因張叔叔而起，傷害了我們家；實際上張叔叔也就與他在同單位工作的所有三台老鄉為敵了。從此以後的幾年到退休後，到他最後病死，大家都不肯原諒他，都與他斷絕了來往。他有時遇見我們這些叔叔或我家的親戚時，像做了虧心事般急忙躲避離去，內心的愧疚使他在孤寂中生活，並走向了最後的孤寂。
往事已遠。若幹年後的公元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繼父因病搶救無效逝世，享年八十三歲。繼父這次是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了。
當我們一家從失去繼父的悲痛中走出時，問及母親一九七七年發生的那件事情，有一些細節母親已經遺忘了，畢竟她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但對於成都兩位好心人，母親牢牢地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叫文達西、陳仕明。當時彼此有書信往來，後來失去了聯係。
母親對往事的遺忘，或許是想告誡我們，人不能長期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之中，應該昂頭挺胸，走向美好的未來……
我母親叫何桂芳，辛勞了一輩子，正值晚年兒孫繞膝、其樂融融、頤養天年之時，卻因突發重病，於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時值母親去世周年之際，我寫下這篇文章，算是對母親的紀念。
(作者單位：四川威達煤業有限責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