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的“六曰”：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

西柏坡的“六曰”：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

陳景勝 搜集整理

凡是到過西柏坡的人都知道，在西柏坡紀念館內有一塊醒目的紅底白字展板，上麵寫著：“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的六條規定，是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前定下的“規矩”。1953年8月，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這六條規定：“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平列。”這六條規定從此被人們簡稱為“六曰”。

一曰：不做壽

　　“六曰”看起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來卻不那麼簡單。就拿“一曰不做壽”來說，毛主席自己都需經過百般推辭才能逃過“被做壽”一劫，其他領導同誌特別是各級黨政軍“一把手”就更加要強調這一點了。可以說，做壽還是不做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毛澤東同誌對此是深有感觸且深受其苦。

　　早在1947年十二月會議期間，恰逢毛澤東54周歲生日，與會的同誌說：“我們正趕上吃你的壽麵了。”毛澤東不得不像往年一樣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拒絕。他說，延安都丟了，還祝什麼壽？又說，戰爭期間許多同誌為革命流血犧牲，應該紀念的是他們，為我一個人祝壽，太不近人情；再則部隊和群眾都缺糧食吃，搞祝壽活動，這不是讓我脫離群眾嗎？我才50多歲，往後的日子長著哩；即使全國勝利了，也不要祝壽。

　　1948年，五大書記齊聚西柏坡，毛澤東55周歲生日臨近時，中央機關的一些同誌又開始以“改善夥食”的名義張羅著給主席做壽，毛澤東以“影響不好”為由加以拒絕，他說，“希望今後再也不要給黨的領導人過生日祝壽，這樣影響不好”。可能覺得這樣說力度還不夠，於是又強調，“這要定為製度，誰也不能違反”。

　　1949年，在全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前夜，在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關鍵時期，在經曆了連續幾年關於做壽的“博弈”之後，毛澤東已經深深地意識到，隻有將“不做壽”作為規則確定下來，才有可能將做壽“這個封建舊習慣”改革掉，於是就有了七屆二中全會上六條規定中的這首條規定。

　二曰：不送禮

　　“二曰不送禮”，主要是針對黨內“慷公家之慨”的送禮行為。彭德懷作為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就極端討厭“慷公家之慨”的請客送禮，對那種連吃帶拿的腐朽作風更是深惡痛絕。他曾批評那些愛請客送禮的人說：“什麼你請客？人民請客，國家請客！這種風氣要不得！”

　　毛澤東將“不送禮”作為一條規矩，主要就是擔心公款性質的“禮尚往來”會助長攀比之風、享樂之風、奢靡之風，會讓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脫離群眾，甚至腐化墮落。應該說，毛澤東的警覺和擔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遠見的。

　　當下，禮尚往來被庸俗化了，禮品本身堂而皇之地成了“主角”，無禮品即無禮節，無禮品即無禮儀。禮品的種類也是“與時俱進”，從傳統的家電、煙酒到房產、會員卡，送禮之風愈演愈烈，嚴重助長了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和權錢交易。因此，保持黨內的一片淨土至關重要，就像毛澤東所說，“至少黨內不要送”，這是送禮的底線要求。

三曰：少敬酒

　　毛澤東是一貫反對喝酒的，他經常對身邊的人說，“喝酒會誤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無酒不成席”是中國的傳統習俗，大多數人都難逃酒的“壓迫”，連毛澤東也不例外。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澤覃，毛澤覃提出共飲一杯酒，毛澤東卻道：“喝酒誤事，請你自便。”

　　1949年米高揚來到西柏坡，曾經提出要與毛澤東比酒量，毛澤東以辣椒反擊，提議每喝一杯酒吃一個紅辣椒，米高揚招架不住，最終毛澤東隻喝了兩杯白酒了事。“欲飲自便、不飲莫勸”，這是毛澤東喜歡的飲酒方式。

　　毛澤東反對飲酒，除了自身確實不能喝酒也不喜歡喝酒之外，更主要是反對胡吃海喝、鋪張浪費，甚至借擺酒席大肆斂財的腐敗行為。飲酒傷身事小，對社會風氣的敗壞事大。某地流傳一句這樣的順口溜，曰：“抽煙不管事兒，喝酒管一陣兒，要想辦成事兒，一陣兒接一陣兒。”隻有持續不斷地進行酒肉攻勢，才能把事情辦成，這是對社會風氣的敗壞，是對黨和政府形象的敗壞。

四曰：少拍掌

　　關於“四曰少拍掌”，說的不僅僅是拍掌的問題，而是改進文風、會風和工作作風的大問題，反對的是報喜不報憂、說好不說壞、說成績不說不足、說假話空話不說真話實話等問題，反對的是虛張聲勢、好大喜功、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的誇張儀式。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和毛主席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聽說保定要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隨後周恩來也電告華北局：“聞此地將舉行慶祝大會，主席認為不妥，連北平也不要開慶祝大會。因以我黨中央遷移名義，號召人民慶賀並不適當，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慶賀活動。”周恩來還在電報中特別強調：不要鳴炮，以軍樂團代之。24日下午，車隊到達河北涿縣。晚上研究進北京城的儀式問題時，不少同誌認為，既然是勝利之師，入城就該有些氣派，至少應是鑼鼓喧天，各路人馬夾道相迎，以壯中國革命之聲勢。但毛澤東堅持“還是簡單的形式為好，場麵不要過大，不要動員那麼多的群眾”。

　　“少拍掌”體現了對群眾的尊重，是對群眾路線的堅守。亂拍掌會掩蓋真相，掩蓋領導幹部與群眾之間的真實聯係。有些領導同誌習慣了聽人拍掌，不管是視察工作還是作報告，要是聽不到掌聲，首先會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受歡迎，然後是怨恨接待單位“不會辦事”，接下來就可能給你“穿小鞋”。因此，接待單位大都會安排群眾拍掌，比如“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如何如何”。接待單位甚至還會臨時召集一些人來捧場，形成一種賓朋滿座的熱烈氣氛。但恰恰是這種被刻意安排的拍掌和捧場最令人厭惡，因為它侵犯了拍掌者和捧場者的尊嚴和權利，他們被當作一件物品和擺設任人擺布，這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少拍掌”對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對堅持群眾路線，對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改進文風、會風和工作作風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

　　當時世界各國出現了很多以國家領導人命名的地名，如“華盛頓市”、“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等，黨內也有不少人提議以毛澤東等偉大領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澤東的反對。由於斯大林在蘇聯大搞個人崇拜，國際影響很壞，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毛澤東對“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態度也一直非常堅決。

　　1946年6月18日，《新華日報》“批評與建議”欄目發表了徐竟的《革命領袖與烈士的名字不能亂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機關，不慎重考慮紀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領袖的偉大精神，而隻局限於表麵的紀念，隨便應用革命領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稱……這樣將先烈和革命領袖的名字混用起來，使很多群眾分不清。”“分不清”這倒是個小問題，毛澤東更擔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會誘發個人崇拜。

　　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從此正式上升到國家法規的高度。

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恩列斯平列

　　關於“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同馬恩列斯平列”，也有一段故事。早在1944年春，周揚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寫了一篇編者序言，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說，此篇看了，寫得很好，對我也上了一課。“隻是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

　　1948年秋，時任華北大學校長的吳玉章建議把毛澤東思想提升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堅決不同意。1949年春，毛澤東又強調，“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同樣，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麼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