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最後一班地鐵

　　一九八七或一九八八年。夏天的傍晚。我跟J在長治街頭溜達。

　　我們總是在傍晚時分上街閑逛。我們都是結婚過早，然後又暫時逃離了家庭的年輕人，我們是充分自由的。我們的未來尚早，我們不必忙著為此奮鬥，我們還有的是時間。於是，他不好好畫畫，我不用功寫字，我們總是上街閑逛。那真是一段無所事事的美好時光。

　　當然，所謂的美好時光，也隻是現在看來如此。我們當時所能感覺到的其實隻是空虛和無聊而已，否則我們也不會老是在傍晚時分上街去溜達。我們總是說，唉，沒意思，上街轉轉吧。

　　我們走到長治市委大門外，像每天一樣，我們走進冷飲室，揀一個臨窗的座位，迎著夕陽，望著街上的行人，每人喝一杯天府可樂。天府可樂八毛錢一瓶，那時候我們每月的工資是四十多元，因此這也是一個不算太便宜的價格。但是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僅喝八毛錢的飲料，我們嘴上還叼著四毛五分錢的鷹牌香煙。把本來不多的錢花光，把所有世俗的玩意放到視線之外，把空虛的未來想象為難以想象的豐富多彩，也就是說，隻要有了未來就可以無視現實，這是八十年代末小城知識分子對於人生的普遍臆想。

　　所謂的普遍臆想，也隻是現在看來如此，當時我們並不認為我們抱著跟所有小知識分子一樣的想法，誰如果告訴我們這一點，我們會認為那是對我們的侮蔑，至少是對我們有意無意的輕視。我們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小知識分子，我們都將成為大知識分子。他成為大畫家，像凡高那樣的;我成為大作家，如薩特那樣擁有自己哲學思想的大作家，而不是隨便哪種大作家。這是無疑的。我們的理想是當一個時代的英雄。我那時早已讀過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但我認為，像畢喬林那樣的多餘人形象，隻是寫出來的好玩的悲觀主義而已。真正的時代英雄還有待我們自己去充當，並詮釋其嶄新的含義。

　　總之，我們沒有為未來而奮鬥，但我們卻莫名其妙地認為，一個宏大的妙不可言的未來在等著我們。我們把未來理解為一個早已存在的，隻因我們虔誠地想要進入便終會進入的未來之城，就像基督預言的天堂和馬克思預言的共產主義一樣。雖然我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列寧的名言，麵包和牛奶都會有的，就是打過折扣以後的共產主義，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未來卻不像對於共產主義的未來一樣悲觀。實際上，隨著某種社會理想的倒塌，我們覺得自我得到了確立和解放，因而一個超越於社會之上的虛幻的個人極度膨脹起來了。因此，我們喜愛那些反社會的個人化典型，如“當代英雄”畢喬林，卡夫卡的甲蟲和老鼠，尼采的超人，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等等，我們把所有這些不同的東西一鍋燴在自己的腦子裏，以作為對於空虛自我的充實。我們絲毫也不理解上述所有都是人類痛苦經驗的表達。而且，即使我們有時想到痛苦二字，也隻是為了未來去經受這些痛苦而高興。讓我去受苦吧，讓我變成一隻甲蟲，讓我隱秘的無意識大白於天下，隻要它們能夠寫入我未來的書中，其他一切都不在考慮之中。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想法，或者說是所謂的誌向。

　　這是每天走上街頭閑逛的我和J的真實寫照，是我們遺留在八十年代長治街道上值得緬懷的身影。我曾在我的一段文字中說，因為那種生活再不會有了，因而它是值得回憶的。實際上，又有哪一種生活，哪一代人的經曆，是可以重複的呢?但我們往往認為隻有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破滅的理想才是惟一獨特和珍貴的。我們讀了許多書，參閱了很多的思想及其潮流，我們對別的時代別的個人別樣的生活也不可謂毫不了解，但我們最終還是要墜入到自我的哀鳴之中。難道個體生活的記憶真的是至關重要的嗎?正如我現在正在回憶的，我和J走在八十年代末長治街頭的身影，難道它就那麼重要，重要到我不得不將它鐫刻在記憶的碑壁上嗎?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我們在冷飲室臨街窗戶前所憧憬的時代，我們已經消泯了對於未來的激動，我們看到風景迥異，我們也看到那些不變的東西仍舊沒有絲毫的變化。很可能，我們根本就對變化的時代和時代的變化毫不在乎，我們隻是對生命的恒常感覺到不可思議，我們隻是以時代的名義說一些話而已。

　　雖然如此，我還是要繼續講述八十年代夏天，我和J在冷飲室喝天府可樂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們看到我們的朋友W騎著自行車，慢悠悠地穿行在稀疏的街頭上，夕陽仿佛隻照著他一個人。他以騎馬一樣的姿勢騎著他的破自行車，兩條強壯的腿向外彎曲，夕陽是他的追光燈。他真的是很瀟灑，魁梧的身材，寬肩膀，黑紅冷硬的麵龐，冷嘲幽默的語調，南開大學的出身背景，北京城的工作經曆，這一切都使他在長治的街頭上顯得卓爾不群。我們搶出門去，大聲叫住了這個嬉皮士。我們邀請他一起喝一瓶。他一邊滿不在乎地喝著我為他出了八毛錢的天府可樂，一邊講他的近況：他昨晚整夜沒睡，他用氣槍打老鼠了，因為他打麻將回來晚了，翻牆入室以後，老鼠不讓他安然入睡，於是他用氣槍追射老鼠，並最終殺死了它。我們為他昨晚的經曆哈哈大笑。我們為他滿不在乎即將麵臨的研究生考試哈哈大笑。我們為他作為南開大學高材生不會給黨校學員講課哈哈大笑。但是，我們認為這個嬉皮士必將有遠大的前途。我們以可樂為酒，把瓶子碰得啪啪響。然後，W又以他瀟灑的身姿，騎在他的破自行車上，和夕陽一起消失在華燈初上的朦朧街景裏。我們目送著他，就像目送著我們的又一個自我，就像目送著弗洛伊德的潛意識。這個潛意識化身為人形，經過短暫的現身後遁入了黑暗中。而我們相信，他必將重新顯現，大有作為，就如同我和J的未來一樣。

　　送走W，我和J繼續在長治街頭溜達。天色已是真正的黃昏，長治街頭的燈光卻似有似無。在這樣的暗昧不明中，在愈益空曠的街道上，我們覺得到處都是通達未來的路。我們惟一的問題是如何把眼前的時光打發掉。我們看到長治市委禮堂的電影廣告：最後一班地鐵。因為小黑板上光寫著放映時間晚八點，沒有說是國產片還是外國片，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是國產片，所以不想看。從這一點亦可看出，我當時無疑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而J是一個狂熱的影迷，隻要銀幕上有活動的人形，就是他所樂意看的，他把我強拉進了電影院，理由是反正回到單位也沒事，也無聊，不如隨便看一看，管它是什麼呢。當我被黑暗中的光亮晃得睜大了眼睛時，我發現這竟然是一部法國片。緊接著光豔照人的德納芙出場了。隻看了第一眼，J就捅我腰眼一下，以表示他的決定的英明和我的反對的愚蠢。我沒有反過來捅他一下，因為劇情展開了，高貴的德納芙“鑽石般麵麵俱到的豔麗”晃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很快什麼也顧不上了。我明白過來了，雖然我孤陋寡聞，沒有聽過這《最後一班地鐵》，但它必是法國新浪潮的代表作。

　　德納芙看上去有四十歲了，但她那是什麼樣的四十歲啊，她的四十華年集中了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所有的美;她的目光是寬大的深淵，讓人恨不能墜落;她的體形如真正的聖母，但卻比聖母更讓人留戀;她步態輕輕地走過來，整個世界都退避一邊。她優雅而從容地周旋於三角戀中，她讓你無可抵擋地感覺到愛情就是人類的家，而她是這個家裏惟一合適的但卻又是讓人想都不敢想的女主人。那兩個愛上她也被她同時愛著的男人的幸福是不可思議的，他們令觀眾嫉妒，令我嫉妒，也令J嫉妒。其中一個男人還與她做愛了，黑暗中發出的磨擦聲和喘氣聲令我瘋狂。電影中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因為有唯美的德納芙的存在，顯得就像花朵背後的春天一樣普通和熱烈。真是令人感慨無窮嗬。

　　但是，最後，好戲也是要落幕的。我記得的是，德納芙站在中間，兩邊是三角戀的兩位男主角，她的手牽著她的兩位情人，以舞台上的方式向觀眾謝幕。我和J不願意走出影院，我們賴在座位上，唏噓感歎著。但是，滿禮堂的人一瞬間就走光了。美的盛宴之後，剩下的也無非就是髒亂差。我們隻好走出影院。我們沿著長治暗黑的街道，走回我們的大北街112號小樓裏。一路上，以及隨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倆喋喋不休地談論這部影片，談論永恒的德納芙。J迷上德納芙的程度比我更甚，他背著我偷偷注意著《最後一班地鐵》什麼時候在英雄街影院重映，他沒有叫我，自己一個人又去重享了一遍。但他終於沒有忍住那巨大的快樂，隻好向我招供獨享是可恥的，而且不如分享來得更快樂。

　　電影是一門分享的藝術，黑暗中的分享。我們從七十年代孩提時代起，就蹲坐在兩棵楊樹扯著的一塊白布下麵學習這門分享的藝術，到八十年代，我們都已是成熟的影迷，幾乎每一個人都是，不光是J，不光是我，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是。八十年代後期，我做著歐洲藝術電影的黃金夢，J喜愛銀幕上的女人，大北街112號樓裏更多的人喜歡蘇聯衛國戰爭中的英雄主義，我覺得那簡直愚蠢透了。而我自己的愚蠢卻毫不為我所察覺。一九八八年我去北京，還一個人跑到電影院裏重看了一遍《紅高梁》，我以為這就是中國真正的藝術電影，我為它的誕生興奮不已。但是，德納芙那樣集古典美與現代愛欲於一身的形象，我是在《最後一班地鐵》中才第一次見到，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因為，九十年代來臨了，《最後一班地鐵》真的成為最後的，隨著它的悄然駛過，不僅藝術電影的迷夢破滅了，就連八十年代本身也遁為背景上已然消逝的一抹亮光。

　　我和J在長治街頭的漫步，是那一線光亮照射著的兩個孤獨的影子而已。珍重它的，惟有我們自己。我為什麼總是忘不掉《最後一班地鐵》?德納芙的美豔連昨日黃花都算不上了，而“最後一班地鐵”卻總是在我的記憶深處隆隆駛過，它究竟代表著什麼呢?它代表著藝術，同時它明確地說出了“最後”這樣一個關鍵詞。我想一定是這個“最後”更為關鍵。八十年代的最後，長治街頭的黃昏，青春狂想曲的休止符，是的，這就是它。從那以後，街頭漫步結束了，悠閑的藝術沒有了，關於社會的夢想，在一個黃昏過後被猛然地驚醒了。

　　八十年代就那樣結束了。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八十年代，對於我來說，《最後一班地鐵》行駛過去的那一天，高貴的德納芙的微笑顯現並消失的那一天，就是我的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天。此後J下海經商走了，雖然不久後他又返回來，但那已是九十年代的事情，而且他像我一樣，再也不看電影了;瀟灑的W去了北京，可他在九十年代也回來了，而且他由尼采式的超人變成一個股票經濟人，如同變戲法一般;我則離開了大北街112號小樓，住進了一座蘇式“工”字型建築裏，我住在工字下麵一橫的後半段上，也就是說我住到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角落裏。當八十年代最後一個春天以我從未見過的熱烈，以我有限生命所能看到的最為絢麗的色彩怒放到那年夏天的初始，並最終被時代之手輕輕掐滅的時候，九十年代的酷暑寒冬正式來臨，八十年代“嘩啦”一聲坍塌成記憶中的廢墟。

　　以至於現在，人人都說，已經是新世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