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寫 春 聯
春聯，古代稱作門符、春貼 、福貼、門對等。起源於周代桃符，那時候的春聯內容是書寫在桃木板上。到了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為紙張，叫“春貼”和“春聯”。這一習俗起於宋代，在明代開始盛行，明以降後，春聯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才逐步有了很大的提高。
小時候，每到臘月，過了小年（也就是元旦），村頭巷尾便有孩童唱起這樣的民謠：“二十三炒生瓣，二十四畫大字，二十五去擔土，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趕集，二十八去插蠟，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兒黑（ha）來蛻蹄兒，初一五更捉魚兒”，其中的“畫大字”就是請人書寫過年的“對子”，在高平老家把春聯俗稱“對子”。八十年代初的農村，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每快到過年寫春聯時，村裏略通文墨的民辦教師程老師，便成為全村人家書寫“對子”的好手。那時候，我還小，常常看到程老先生戴著老花鏡給左鄰右舍寫對子。雙手沾滿了紅紙的顏色，中山裝的下襟及褲子由於與紅紙的摩擦，也染成紅彤彤的，煞是吸引眼球。從那時候我開始知道，寫對聯前，不管是五言、六言、七言的內容，都要根據字數先把紅紙對裁，一分為二，然後再對折，按比例疊出字占的大小格。墨汁是碳素墨水，很便宜，寫到紙上光滑但附著力差點；毛筆，由於常年使用，已沒了筆尖，雖然是“禿筆”，正好寫出的字，粗細均勻，筆筆飽滿，很是耐看。對子的詞句是從老黃曆小冊子上附帶的內容抄下來的，不外乎是“爆竹聲聲陳舊，桃符代代更新”、“六畜豬為寶，四時春最新”、“人勤春來早家和喜事多”等生活氣息濃鬱的詞句。“對子”一般是紅紙黑字，但若有誰家生老病死，頭三年內，就不能貼紅對子，必須是藍底黑字或綠底黑字，以示對逝者的敬畏。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開始接觸書法，臨寫的頭一本字貼是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從那時起，書法成為我僅次於文學的的第二個愛好。我開始偶爾寫對聯，也時常手摹心追明清書家的對聯作品。對聯古時也稱楹聯，是書法藝術章法中的一種。每次寫完一幅楹聯，懸掛於牆上觀賞，從中慢慢發現，我寫字的風格很不適合對聯的章法，寫出的字大小不等，結體取勢難於統一，整體筆法得不到很好的控製，相對多字的行書創作起來更為自由。在我後來的創作裏，我基本不寫對聯，由於對書寫對聯的極差把握，造成了我揚長避短的取向。雖然我於書法也曾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績，每到過年也有人間或請我寫春聯，我都是硬著頭皮上陣，大多寫出的“對子”不甚“美觀”，不為旁人所接受，逐漸的找我寫對聯的人便少了。況且我對這種迎合別人口味的勞動極其反感，總認為這樣的創作會掩蓋我於書法的感性把握。隨著年齡的增長，藝術審美的不斷提高，我才明白了“對子”和“對聯”的差別。“對子”是適合大眾眼光，滿足普通人第一眼的認同感，其要求是，字正方圓，筆畫飽滿，鏗將有力。在我們高平老家，家家戶戶的堂屋裏，正中懸掛著一幅中堂，中堂的內容一般都是“天地英雄氣”五個字，另附一幅對聯，內容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拐了彎點到這中堂，其實是說中堂的書寫風格就如我前麵描述的那樣“字正方圓、筆畫飽滿、鏗將有力”的特點，這特點便代表了北方農村對寫字風格的認同，其必然影響到對“對子”的審美。寫對聯，則有很大的學問，一方麵講究文學修養，在詩詞句子意境上的取舍和文字寫法的考究，都有相對高的要求。另一方麵從書法的表現力來說，變化是線條的生命，對比是藝術的永恒。“下裏巴人”的實用，也得有“陽春白雪”的升華，一副好的“對子”和“楹聯”更是藝術和實用的有機統一。
近幾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物質文明的豐富。書寫春聯的傳統相對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時常可見的單位團體印製的春聯，看上去精美喜慶，細細品味，卻缺少灑金紅宣烏墨圓潤春聯所帶出來的古意盎然、書香入室、吉慶祥和的過年氛圍。大眾對傳統文化的審美迷惘必然導致後代對古典文化正本清源追尋的缺失，隻有尊重傳統，才能直麵我們的未來。燙金的印刷品春聯代表了當代的快餐文化，無形中衝淡了我們對古代書法創作業已形成的窗明幾淨、沐手焚香、凝神思慮過程的美好意境。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一直和書法緊緊相隨。每年臘月，書法協會團體的活動，讓我經常深入到農村、企業、礦井的井口，為最基層的職工書寫春聯。那一刻，我不在糾結於實用和藝術的難於融合，隻要有紅紅的宣紙，烏黑的墨汁就夠了；也不擔心淳樸的礦工兄弟會斤斤計較“對子”的美觀與否。從“平安是福”的話語裏流露出是我最真誠的祝福，從哪些被大紅灑金宣紙映襯的黢黑的笑臉裏，我感受到了滿足與幸福，因為我覺得我可以用我微薄的勞動帶給別人快樂。這種過年的快樂，更讓我時常回味兒時“二十四畫大字”的故裏，那遙遠記憶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