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曼:窗前的目光

她身體不好，據說是生孩子時月子裏落下了病，癱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地質大院還在小鎮上，人們住的是陰暗潮濕的平房，她家住在東頭，有一男二女仨孩子。我們小，她的女兒常與我們一起，在她家當頭踢毽子、跳繩。印象中，她有時會坐在離我們不遠的樹蔭下織毛衣。“她的十個手指頭都是畸形，怎麼能織出漂亮的衣裳?”我很奇怪，但從來不敢找人問究竟。後來聽大人們說，她除了會織毛衣，其他的家務活都做不了，就連她洗澡，也得在家人的幫助下完成。

那時人們生活窘迫，衛生條件差，女孩子頭上時不時長虱子，而且虱子傳染和繁衍的速度非常快，往往一個女孩頭上有虱子，沒過幾天，跟她在一起的其他女孩都會覺得頭上奇癢無比。於是，媽媽們想了很多滅虱子的辦法：把白醋或酒精或汽油灑在孩子頭發上，用毛巾裹半個小時後，再用清水洗淨。虱子沒有了，女孩就不再擔心找不著夥伴玩了。

一個寒冬，她的大閨女芳頭上也長了虱子。芳比我大3歲，因為母親癱瘓，當時不足10歲的芳已經能做很多家務。那天，我們在離她家不遠的地方炸爆米花，突然聽到“哇”的一聲慘叫，是從她家傳出來的。不少大人飛也似的跑過去，隻見芳稚嫩的臉和手已燒得血肉模糊，她媽躺在床上，束手無策，哭成了淚人。原來，因為媽媽癱瘓不能幫她洗頭，爸爸又不在家，芳就學著大人的樣子，自己在廚房把汽油抹在頭上。天太冷，家裏生了一爐火，年幼的芳想取暖，沒想到汽油遇到火便燒了起來。

“唉，真是造孽啊!好端端的一個孩子就這麼燒壞了。”

“是啊，要是她媽月子裏不落下病，哪會出這種事啊?”

當時醫療條件差，可憐的芳得不到及時合理的治療，於是原本漂亮的臉蛋被那一場火給毀了。很多年，人們都在為芳惋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聽說有了整容術，芳的父親便帶她去了上海，可沒過多久，他們又回到了地質大院。據說是芳燒傷的年歲太長，已不在整容的範圍，醫院幫不了她。

又過了幾年，芳到了該嫁的年齡。盡管芳性情溫柔，卻因為被燒壞的臉，愛情，至今遠離她。行動不便的芳媽媽興許是愧疚，因此更少出門了。

地質隊從小鎮搬來這個城市的十七年間，人們住進了樓房，鄰裏之間走動的機會少了，大家夥兒也都各自忙著自家的事。她家住一樓，她老伴在門前種了一棵枇杷樹。當金黃的枇杷掛滿枝頭時，孩子們便喜氣洋洋搖著樹。“別鬧啊，那是別人家的枇杷。”年輕的媽媽製止著孩子。她老伴卻說：“沒關係，種了就是大家吃的。誰愛吃，就自己摘。”老頭要麼呆在家裏陪她，要麼就是坐在家門口跟幾個老夥計聊會兒天。除了買菜，他從不走遠。兒子結婚後，芳和她嫂子承擔起為媽媽洗澡的義務。因為她長時間不出門，除了老伴和他們的兒女，其他能記住芳媽媽模樣，能在茶餘飯後說起她的人，恐怕寥寥無幾了。既然她在人們的記憶裏被淡忘，我想，她是否也淡忘了其他人?

我放電動車時，每次都經過她家窗前，卻極少見她。那天，我剛把電動車停好，忽然聽見有人叫我，是她站在窗前。她還記得我的名字!這讓我非常吃驚，她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你，幫我開開門好嗎?”我趕緊走進她家樓道，聽見她緩慢挪動腳步的聲音，然後艱難地扭開了門鎖，我推開了門。“老頭子出門時沒帶鑰匙，我沒有力氣開門，麻煩你了，謝謝你，謝謝你!”說這話時，她有點喘。近四十年來，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她：白皙的皮膚，根本看不出她是一個古稀老人。不過，她白得沒有一點血色，顯然是久未見太陽所致。我連忙擺擺手：“阿姨，您客氣了。”過了幾天，她又站在窗前。“阿姨”，我禮節似地叫她，她微微地對我笑了笑：“下班了?”再沒有旁的話，隻靜靜地看我放車，眼中充滿慈愛。打那以後，我沒再見過她。

樓房很高，太陽是難以照進屋內的。即便如此，我還是很希望她能經常站在窗前，至少她的目光裏會有泛綠的枇杷樹。　(李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