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華賦:爬格子的那些事

寫稿

寫稿，給我帶來了煩惱，也給我帶來了快樂;寫稿，使我付出了許多，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自幼酷愛讀書和寫作，並立誌在新聞和文學事業上有所作為。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從縣中學高中畢業，回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那時起，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寫作事業。白天“爬”田埂，晚上“爬”格子——幾乎成了我生活全部內容，並祈望有朝一日，能從田埂“爬”出去，實現自己“穿皮鞋，坐辦公室”的理想。

其實，那陣兒寫作，根本不懂什麼是新聞，什麼叫詩歌，全憑一時的熱情。往往是聽到廣播裏播送“××縣加強小春田間管理”，我就如法炮製一篇“××鄉小春田間管理抓得好”的新聞稿，寄給電台和報社。就這樣，廣播裏播什麼、報紙登什麼我就趕寫什麼，跟著別人屁股使勁攆，源源不斷地將稿子撒向四麵八方(那時給新聞單位寄稿子不貼郵票，信封上剪角即可)。就這樣，我常常站在村頭，翹首等待“綠衣使者”送來佳音……然而，一天兩天，一月倆月，一年兩年……寄出去的稿子如石沉海，杳無音信，我心裏又急又氣!

一天中午，我收工回家時，看見隊上的稻田裏有一群學生在捉魚，而此時正值水稻曬水季節。他們這樣做，就會堵塞田溝，踩壞秧苗，影響水稻收成。我立即製止了他們的行為，並疏通了田溝，扶正了稻稈。事後，我想這件事應當提醒家長和老師，加強對學生進行愛護莊稼的教育。於是，我連夜趕寫了《水稻曬水時節，學生不要下田捉魚》的讀者來信，寄給了省裏一家報社。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報社一位素不相識的編輯寄來的樣報和一封信。信中說：“以後寫稿子，要抓住最新鮮的事實，文字要簡明扼要。原稿中開頭一二段關於農業學大寨的大好形勢都應刪去，結尾上一大段‘希望貧下中農的後代不忘本、不變色，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的議論，更是畫蛇添足……希你將原稿和刊用稿對照一下，注意吸取經驗教訓，多觀察多思考，多寫作多修改，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翻開報紙一看，原來，我洋洋灑灑寫了近千字的稿子，編輯隻用了216個字!就這樣，我的第一篇作品終於見報了——時間是1977年7月12日。從此，我便愈加勤奮，筆耕不止，我的新聞和文學作品也相繼在各家報刊發表，並三十多次獲獎。

麵對這些成績和榮譽，我感到滿足和欣慰。然而，最令我感動和難忘的是那些素昧平生的編輯老師。三十多年來，我得到了全國二百多家報刊編輯老師的熱情幫助，尤其是他們將那些粗糙、平淡的稿子精心地修改和潤色，我常常為此感動不已。

感謝您——所有為我發稿的編輯老師。

投稿

打開電腦，登陸網站，輸入收件人的電子郵箱，打上標題，添加附件，最後一點發送，一篇稿件就發送完畢了，前後隻需三分鍾。然而，在幾十年前，你知道投一篇稿子需要多少時間嗎?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我從縣重點中學高中畢業回到家鄉，白天，我和貧下中農“戰天鬥地學大寨”，因為喜歡讀書寫作，晚上，我在煤油燈下讀書寫作。稿子寫好後，第二天一早，我一路小跑到三公裏外的鎮郵政局去寄稿子。那時，向全國所有報紙、雜誌、電台投稿，都不貼郵票，在信封右上角標明“郵資總付”的字樣就可以了。所以，我的投稿戰術是：一稿多投，廣種薄收。我的投稿理念是：“東方不亮西方亮”。

就這樣，我投了三個多月的稿子，結果是“顆粒無收”，“東方不亮西方也沒有亮”。我有些懷疑鎮郵政局是否把我的信件寄出去了。於是，從第四個月開始，我步行13公裏，到縣城郵政局去投稿。有一次，公社革委會主任安排我寫一篇《山區農民批林批孔，掀起學大寨的新高潮》的稿子。當天晚上，我就苦思冥想，一直寫到12點過，翌日，天剛麻麻亮我就出發了，趕到縣城還不到七點鍾。等郵政營業廳上班後，我將裝著沉甸甸希望的信封滿臉笑容地雙手遞給營業員。由於擔心出現意外，我在郵政營業廳等了三個多鍾頭，親眼看見營業員蓋上郵戳丟進專用的信筐裏，我才放心離開郵政營業廳。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投出去的稿子仍然杳無音訊。其實，那些聽見電台廣播什麼就寫什麼的“馬後炮”怎麼能采用呢?

1980年，我來到廣旺礦區揀銀岩煤礦工作，五年後又調到廣旺礦務局機關工作。辦公地點在城區，投稿方便了，但是新聞的時效性卻一直困擾著我。一篇稿子從郵局寄到成都，要四五天才到編輯手上;寄到北京時間就更長了，一般要八九天編輯才能看見稿子。這樣，“新聞”都成了“舊聞”。有一年春節前夕，北京一家中央新聞單位給我特約了一篇反映礦區職工群眾過春節新變化的稿子。誰知，郵政局投遞員將地址看錯了，將“四川廣元”誤投“四川廣漢”。等約稿信到我手中時，春節都要過完了，把我氣得七竅生煙!既失去了一次上中央大報的機會，又一連打了幾十元的長途電話，向編輯賠禮道歉。

如今，這一切都徹底改變了。感謝日新月異的時代，感謝無所不能的網絡。

稿酬

說起寫稿投稿，就不得不說稿酬。但說起稿酬，真有點兒“讓人歡喜讓人愁”。

從1975年開始，我的稿子陸續被縣廣播站、《綿陽日報》《四川農村報》《四川日報》、四川人民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采用。作品發表，當然非常高興。但是，高興之餘卻有點兒“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感覺。因為還在“文革”時期，稿酬被視為“封資修”的東西。縣廣播站采用稿子後，就給我寄來七八張稿箋紙;省級和國家級報紙、雜誌、電台用稿後，會及時寄來用稿通知和樣報，年底，他們給我寄來年畫、慰問信和書籍。

“文革”結束後，報紙、雜誌、電台恢複了稿酬製度。1980年，因為在各級媒體發表了許多作品，被廣旺礦區揀銀岩煤礦作為“人才”招收到礦工作，在礦宣傳科擔任新聞幹事。我的工作是：采寫、編輯礦廣播站的稿子;向《廣旺礦工報》組稿投稿。我一年在《廣旺礦工報》發稿一百餘篇消息、通訊、詩歌、散文、小說，稿酬有0.3元的，有0.5元，最高有三元的。在省級、國家級媒體發稿的，一般500字左右的消息3～8元。有了稿酬，寫作的勁頭更足，我平均每個月的稿酬收入有三十多元，幾乎是工資收入的一半，周圍的人都非常羨慕我。

1985年7月，我調到《廣旺礦工報》任副刊編輯，這給我寫作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我十分珍惜這個工作崗位，一麵精益求精地經營副刊園地，滿足多層次讀者的需求，另一方麵廢寢忘食地讀書和寫作，作品不斷在全國各級媒體發表。正當我的工作和事業漸入佳境時，市場經濟的大潮湧來了，一時間，周圍的朋友、同事紛紛“下海”。親朋好友都勸我“棄筆從商”，妻子也找來一大堆理由：“這麼多年來，你除了編報紙，就是寫稿子，工資低，稿費少，你圖個啥?人家在家門口擺個煙攤都比你強!”

“就是嘛!”小兒子也在一旁幫腔，“爸，你寫了十幾年，還騎一輛破自行車上下班;我們班上幾個同學的父親做點兒小生意，人家摩托車都換了幾代了。”正在此時，經商多年的妻弟從老家捎來口信：隻要我願意“下海”，他從成都幫我進一車貨，無償支持我。麵對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和誘惑，我依然沒有“棄筆從商”。因為，我深深地懂得，人的一生中，有許多東西比錢更重要，我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煤礦條件差，礦工社會地位低，礦工需要自己的《礦工報》，我更應該用手中的筆，為礦工鼓與呼!

2000年3月10日，我擔任了《廣旺礦工報》總編輯。工作之餘，我仍然堅持寫作，向各級媒體投稿。回首往事，我深知：不是稿酬多少的問題，而是自己的興趣愛好，人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