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金輝:礦工夢（人生苦旅之一）

再有100天，我就完成了修行之旅，告別生活、工作、奮鬥42年的峰峰孫莊礦。

42年，恍惚一瞬間。

1972年秋，我高中畢業，每天在生產隊裏麵朝黃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心中的苦悶和無奈、焦躁可想而知。

一個周日，在峰峰礦務局三礦中學當教師的父親風塵仆仆回來，他鄭重地對我說：“小輝，孫莊礦要招工，想不想當工人去下坑。”父親說得很嚴肅，表情也很沉重。我的頭一聽就大了，難道要我去下煤窯，當一輩子煤礦工人?這離我的想象太遙遠了。我在高中的一篇作文裏寫到我的理想是當一名記者，或者是當一名作家。我多麼想肩挎照相機，手拿采訪本，寫下一篇篇美文，然後變成鉛字，成為激勵人們前進的號角。我多麼想用心血寫下長篇巨著，成為傳世的不朽名作。若幹年後，我的一篇散文《房後的酸棗樹》在《峰峰礦工報》《冀中能源報》《河北工人報》《當代礦工》和若幹家網站刊出，從集團公司級到省級、國家級，很多報刊都登載了我的散文。那篇文章就寫出了幼年時我的理想，可沒有一個人願意當煤礦工人的。

想當初，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年輕人真的敢想，也敢夢想。誰知道現實與夢想竟是如此之大的差距，我就要當一名煤礦工人，成天鑽在暗無天日的地層深處掙紮。

爺爺輩老弟兄六個，都是給地主扛長工的命，誰也沒有文化，受盡了地主的盤剝。老弟兄六人發奮要供出幾個文化人。到我父親這一輩，就有了好幾個人民教師。父親在峰峰礦務局一所中學教書，叔叔在峰峰礦區一所中學教書;三爺家的叔叔和五爺家的兩個叔叔在磁縣的學校教書。老楊家老弟兄六個睜眼瞎家裏出了十來個文化人。在我們那兒方圓幾十裏都成了美談。可萬萬沒想到，日月輪回，乾坤翻轉，幾十年後，他們的孫子卻要下煤窯。

父親說以後招工的機會就很少了，這是一個機會，看你想不想去。母親在一旁用圍裙擦著眼淚，姥姥在一旁燒火做飯也麵色沉重。

我還有什麼說的，初中、高中僅僅上了4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鬧騰得最厲害的幾年，根本學不了什麼東西。上六年級的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學習的基本功還很紮實，我的作文經常被語文老師抄到黑板上給同學們當範文。寫到這裏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現出石金龍老師滿頭銀發，麵目慈祥，對我分外關愛的形象。石老師曾經是我父親的老師，又教我，對我的要求也格外嚴格。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石老師那親切的話語仿佛就在我耳邊回響，催我奮進，催我成長。

思緒如大海一般波濤翻滾，不去上班吧，這是唯一的出路;去上班吧，一想到要在煤窯下掙紮就不寒而栗。思考再三，我艱難地點點頭：“那就去吧，至少出去一個人家裏少張嘴。”要知道當時按工分分糧食，我們家沒勞力，糧食總不夠吃，父親每月50元工資，緊算計慢算計，還是不夠花。我們家沒房子，從1963年開始建房，十幾年間蓋了一處院子，十幾間房子。其間怎樣地省吃儉用，怎樣地艱難困苦、怎樣地諸多磨難可想而知。我們家大年初一吃一點白麵，大年初二就要改吃玉米麵或者紅薯了。所以，現在一看到小孫子吃飯時這個不吃那個不吃，想想當年我家連飯都吃不飽，唯有苦笑了。

沒過多久，礦上招工的兩位同誌來了。我正在地裏幹活，跑回家裏，看到兩位麵目挺和藹的同誌問我：“今年多大了?想不想去當工人?去下坑願意嗎?”我使勁點點頭，“我去，我去下坑。”嘴裏說著，眼淚不爭氣地流下來。

沒過多久，就通知我到磁縣政府招待所檢查身體。我們時村營公社一共倆人，我和田莊村的薛海生，他比我還小三歲，一個麵目稚嫩，滿是孩子氣的小初中生。這以後的40多年，我們成了患難與共，比親兄弟還親的好兄弟。

轉眼間，到了1972年的12月，孫莊礦招收的800多名新工人陸續到礦了。當我和薛海生在薛叔叔的陪伴下來到陌生的孫莊礦，我真的無語了。

坑窪不平的道路，煤灰飛揚的天空，在一個四麵閉塞的小山溝裏，坐落著一座剛剛投產的礦山。這裏是那麼招人討厭，是那麼看著不順眼，這裏的一切都令我恐懼。難道這就是我要廝守終生、賴以活命的地方嗎?不管怎樣，我來了。我就要在這個地方生活、工作，在這裏完成我的苦度生涯。

孫莊礦，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