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麟:中國哲學的終極目的
小時候曾經一直認為哲學是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東西，就像童話故事裏的仙境，亦如《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不為外人所知，充滿了神秘的吸引力。當我漸漸長大，發現哲學也並非那樣高深，曾經我們經曆的一切，都成為我們世界觀的積澱，也讓我們漸漸懂得了一點哲學。當看過一些書之後，發現西方的哲學和中國的哲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獨特的國家，其哲學也有著特殊的魅力和獨特的終極目的。
哲學的目的是使人明智，使人理解生存的意義與智慧的美好。但是作為中國哲學，其目的卻具有特殊性，它的主要精神都是和社會理想息息相關，幾乎每一個哲學家都會提出一個政治構想，沒有完全超脫於塵世的哲學。這是我從中國哲學中領略的這一點，內修其身的過程中還要兼濟天下，以達到兼濟天下的最高理想。
中國哲學的終極目的是構建社會。這源於中國哲學誕生的社會背景。大部分派別的哲學體係都以春秋戰國這一亂世作為濫觴。那個時候，禮樂崩壞，井田瓦解，社會結構隨著分封製的一片狼藉而產生巨大變化，隨著傳統貴族的式微，教育和文化中心也在下移，私學漸漸興起。這些背景為思想的活躍提供了土壤，有識之士看到天下大亂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就紛紛提出解決之道，以求得天下安寧的真理，這是中國哲學社會理想的必然性。而必要性在於，如果單憑幾個哲學家的口頭傳述，自己學派的理論是很難成為顯學，因此哲學家需要提出一些政治理論以求得統治者駐足，從而謀得更廣闊的發展天地。這是為什麼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出發點有那麼的不同，西方哲學更多的因為思考而思考，而中國哲學更多的因為被需要所以才發展。
這一點在中國哲學當中尤為突出。傳統出世的儒家仁禮治國，激進草根的墨家兼愛非攻，法家提出法術勢建立中央集權。就連看似超脫的老莊哲學也要建立聖人愚民的類原始社會，而陰陽五行家也試圖用五行陰陽變化解釋朝代更迭。這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到了漢代儒家獨尊之後，儒家完全占據了主導，但是也從另一側麵地悲劇的淪為了政府的文化武器，它的政治性和社會性便更濃厚了。從董仲舒的新儒學，到韓愈期盼的儒學複興，到宋明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再到明末清初理性批判和清末的康梁改革，都凸顯了中國哲學在隨著時代而不斷吸納新的元素，以為其政治性目的而服務。
從諸子百家到後期儒學獨尊，諸派別在追求社會真理的時候，逐漸顯現出折中主義的趨向。西漢新儒家融合法家，黃老之學，陰陽家思想達到政治統治與不可違的天命相統一的效果。宋代理學則為了挽救自己的主導地位，將新道家與佛家的哲學歸化其內，全然變成了控製人們思想的利器。諸子百家要想立足於思想界，必然要提出一些新穎的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成為他們最大的優勢，同時也可能成為最容易遭到攻訐的點。因此諸如法家道家這兩個看起來全然相悖的哲學體係，在治國理念都有明顯的共同點，即達到帝王“垂拱而天下治”，一個靠的是體係，一個靠的是帝王的不妄為。這種中庸主義思想體現了人們渴望尋找思想共同點的強烈願望，從而找到一個集大成的哲學能引領這個社會走向康莊大道。
中國哲學的傳統即是實現社會理想。這為我們如今的學術思考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我們不應當純粹的為思考而思考，應當賦予其社會的意義，努力運用係統高層次的世界觀體係指引我們前進，脫離過於形而上的枷鎖，而轉而投向現實社會，以真正實現哲學的“無用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