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恒昭:談天下有道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是一個亂世，所謂春秋無義戰。社會的大動蕩已經改變了過去的倫理秩序，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這是一個必然發生的時代，也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治與亂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交替進行的，每一個王朝的建立於覆滅都會伴隨著戰亂，一方麵是實力一方麵是陰謀。正義往往到了勝利的一方，正所謂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孔子所提倡的仁義永遠隻是一種美好的追求，正如大同世界仿佛遙遠的烏托邦一樣。

士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士以天下為己任。”直到現在都激勵著知識人的精神。餘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裏講到在中國曆史上也許沒有一個知識人的完美典型。在今天，士已經成了一個曆史名詞，有文化的人不一定能稱為知識人，即士。知識人應以天下為己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繼任，死而後已。”在中國兩千年的曆史長河裏湧現了許多優秀的人物，他們都努力踐行者知識人的責任，他們身上那種敢為人先的精神是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從古照到今。中國的士階層產生於戰國時期，一直延續著，中國人關心的是現實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憂患意識也是我們的傳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已經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警句。宋代是一個知識分子非常活躍的時代，文彥博給皇帝說：“陛下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突出了士大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宋代雖然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但是在文化反麵卻是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知識分子卻在這個時代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憂患意識，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抒發了那個時代知識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誌向，成為知識人追求的典範。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帝國官僚，本身有政治權力，掌握著國家的兵刑錢穀進行施政。政府的官僚是靠一定的選拔途徑進入政府的，他們來自平民，靠讀書入仕，職責是行政與教化。黃仁宇認為中國曆史上行政靠文書，教化靠道德。這兩種手段是影響至今的。孔子主張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一種牢固的倫理約束，一旦破壞了這種秩序也就破壞了社會穩定，家和國是同源同構的。

《論語》是一部修身書，《大學》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論語》的一次發展，這表明了我們自身的修養作為與國家發展的關係。這有不切實際的一麵，個人想“以改變世界為己任”是不可能的，再偉大的人物也是曆史的執行者，而不是曆史的主宰者。然而個人也是應該有這方麵的誌向。《論語》流傳至今，始終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取向，行為規範，實際上要做到是很難的，宋代的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隻是曆史的美談，中國曆史、政治的複雜程度，《論語》是沒有這麼偉大的。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往往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程度最高，後來西方知識的傳人，使得故有的天下觀念走到了天崩地裂的境地。況且，趙普所治理的不過是宋代那麼一點地盤。世界之大，每個地域都有不同的文明，行政方式，並不能說中國的就是更高明的。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這是對官員的要求，施政要有義也是很難的，直接與百姓打交道的是基層小官吏，要這些人既向百姓負責有對上級領導負責是很難真正做到的。那之隻好勉為其難，“知其不可而為之。”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一種很可貴的精神，孔子身上就表現了這種精神。孔子是希望為國家服務的，但是也有許多隱逸的人。長沮、桀溺認為孔子的想法是不可行的，表現了比較消極的逃避社會的心態，認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易之?”孔子對他們的態度表現了一種不屑，“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堅持認為“天下有道。”這是對現實的憂患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