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板的演變

我有四個子女，兩女兩男。一輩子文化缺憾的我望子成龍心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孩子們開始陸續上學時，我就在工作之餘，使出渾身解數、費盡心思教孩子們學習。這在馬脊梁礦是出了名的。曾記得在租用的一間小房居住時，炕小人多，晚上，我天天和快要上學的大兒子睡在一個被窩，用肚皮當黑板一筆一畫地教兒子認字寫字;自建的土坯房建成後，為教孩子們，我把用水泥抹成的炕圍牆當黑板，一直沒刷油漆。每次寫完字，怕弄髒了炕上鋪的油布，小心翼翼的用濕布把粉筆字擦掉。一九七七年搬到礦上分配的新房後，我憑著自己的木工技術，用三合板做了一塊長約60公分高約40公分的小黑板，掛在晚上不住人的一間屋內的正麵牆上，用廢舊木料做了一個並排能坐三個小孩、長約一米五高約三十公分的長條凳子，靠窗的炕上放著一張寫作業用的炕桌，儼然象一間教室。每天晚上，我把小院的大門朝內一鎖，就靠這塊小小的黑板一個一個地教孩子們寫字做作業複習功課，靠這塊小小的黑板幫助孩子們開啟知識的寶庫，也架起了我與孩子們溝通的橋梁。

超前式的引導。我一九六一年從大同煤校肄業後當過一段小學教員，對教學方法略知一二。為讓孩子們寫好日記和作文，每當夏日的星期天早晨，我和孩子們打羽毛球，上午領著孩子們到山梁的田野裏摘野花，觀麥浪，看雨後的彩虹。每次回來，都讓他們把看到的景色寫在日記裏。同時要求孩子們每人每天照著所學的課文，用稿紙一個格子一個字一筆一畫的抄一頁，一為複習，二為練字。為了使孩子們的學習不受幹擾，星期天我家的小院全天候關閉。有的同學隔著大門邀兒子去玩，要麼說兒子不在，要麼開門謝絕。一次，我在屋裏教兒子寫作業，發現兒子東張西望，心不在焉，抬頭一望，臨街的窗台上趴著一個小孩，正捂著臉隔著玻璃向兒子耍鬼臉，一看我站了起來，窗外的小孩一下子從兩米多高的窗台上摔了下去，嚇得我拔腿就往街外跑，到跟前一看，小孩早已跑的無影無蹤。

我深知，“要教學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我邊教孩子們，邊複習漢語拚音，數學一直複習到了初中二年級，幾乎把書上所有的習題做了一遍。為了同時輔導四個孩子四個年級的學習，我要求孩子們在學校的功課盡量在學校消化，老師留的作業盡量在學校完成，每天在家由我輔導他們作課前預習，同時穿插講解課外有深度和難度的數學題，並天天晚上留家庭作業，孩子們晚上或抽時間完成，我在第二天晚上輔導前講評。就這樣，孩子們一個學期的數學課在家用半個學期的時間就學完了，學習成績日漸長進。就這樣，一直堅持到一九八一年， 大兒子和兩個女兒先後考入局一中，八三年我家搬到礦務局，二兒子進入局機關一小上學，結束了我將近十年的家教生涯。

體麵的懲罰。我的四個子女在小的時候，大兒子最貪玩，尤其愛好到野外騎馬放牛。一九八零年夏天的一個中午，天氣炎熱。孩子們放學後背著書包陸續回家吃飯。眼看十二點多了，不見大兒子的蹤影，正當我們圍著飯桌焦急地等待他回來的時候，小院的大門開了。他沒有背書包，漲紅的臉上掛滿了汗珠。上炕後象做錯了什麼不聲不響和往常一樣坐在我的身旁，一股野外的泥土味夾雜著花香迎麵撲鼻而來。“你上午幹什麼去了?”，我放下筷子追問著。“上學!”，他不情願地回答。“書包呢?”，“丟在學校了”。 一旁的大女兒像告狀似的插話說：“他肯定又和我四姑上山放馬去了。”這時，全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數落起了大兒子。我怕吃飯時生氣影響食欲，又容易生病，擺了擺手說“下午放學回來再說!”。

下午快要放學時，我把平常擔水用的兩隻鐵桶放在門口，等著大兒子回來。六點多鍾， 大兒子一進大門，我把事先準備好的扁擔遞給他說：“你晚上的任務就是挑回一擔水倒在水缸裏。”過了二十分鍾，他滿頭大汗挑著多半擔水晃晃悠悠回來了，開始往水缸裏倒，提起來又放下，說什麼也倒不在缸裏，這時我嚴肅地說：“你今天能把水倒在缸裏，以後就不要上學天天去放馬，倒不在缸裏，就再不能逃學!”那一年，大兒子十二歲，別看個子長起來了，畢竟還是個小孩，試著倒了好幾次沒有倒進去，也就認輸認錯了。從此，大兒子再沒有逃學，第二年還考上了局一中。 (作者：同煤集團退休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