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瓊:我是黨員 向我看齊

時隔七年，再次來到汶川地震災區，災後重建的城鎮和農村，充斥著現代的氣息，美麗壯觀的風景讓人流連忘返，寧靜和諧的生活節奏似乎讓人忘記了這裏曾經發生過的一切。可是於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七年前那場浩劫，帶給人們的無盡恐慌，是廢墟旁邊，災區人民失去親人的痛哭的場景，是從廢墟中逃出的傷者眼中的悲傷和對新生活的迷茫。當然，還有那一張張可愛的麵孔。

地震後的第六天，我們的醫療隊在綿竹廣濟鎮緊張地進行著傷病員救治工作，在殘垣斷壁的廢墟上，解放軍不放過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頂著烈日，一刻不停地翻挖著，企圖奇跡般地搜索到生命的跡象，盡管偶爾從地下刨出的，頂多就是已經開始腐爛的屍體，可是他們卻在對死者進行默哀後，帶著聲聲歎息，繼續履行他們的使命……

那天中午，應醫療隊的安排，我和同事挨個帳篷為大家發放防暑藥物，走到一頂軍綠色的帳篷前，我停下來了，在帳篷外麵，“我是黨員，向我看齊”八個字顯得格外刺眼，我立刻聯想到還在廢墟上辛勤工作的解放軍，聯想到廢墟上那麵迎風飄揚的黨旗，聯想到無力顧及自己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家人，而夜以繼日地參加抗震救災的那位黨的幹部……

那時，還沒有資格成為共產黨員的我，內心卻受到了強烈的震動，也是第一次，那麼真切地感受到對共產黨員的崇敬之情，在災區的帳篷裏，在那張泛黃的紙片上，我寫下了入黨申請書，想象著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說著“我是黨員，向我看齊”的時候，那我一定不曾有半點愧疚。

戰友小煜是來自北京煤炭總醫院的80後，和我年齡相當，因此，我們總能找到共同的話題，慚愧的是，七年前，二十幾歲的她，已經有著五年黨齡，還是科室的骨幹。夜晚，在黑漆漆的帳篷裏，我們聊著人生，談著理想，我知道她是一個七個月孩子的母親，到災區之前，孩子還沒有斷奶。同為女同胞，我想象著她跟七個月的孩子告別時的場景，我也不知道在離開北京的那一刻，她是否考慮過災區的一切未知因素，假如在餘震中出現個什麼三長兩短，嗷嗷待哺的孩子該怎麼辦……就那樣，我們一起每天吃著方便麵，啃著冷饅頭，力所能及地位災區的傷病員做一些事情，小煜還將包裏僅有的幾百元作為特殊黨費交給了臨時黨支部。

在災區共同戰鬥了半個月後，考慮到一些人的身體吃不消，因此，煤炭總醫院準備換一批醫務人員前來接替工作，想把之前的隊員換回去，可是，小煜堅決不走，她說：我既然能主動要求前來救災，就一定能夠堅持到最後。盡管領導幾次三番地勸說，也沒能改變她堅定的決心。夜晚，在帳篷裏，她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這麼艱苦的環境，想來其他的同事是無法適應的，我身體強壯，加上這些天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節奏，所以鐵了心不換人。

那些日子，正是無數像小煜這樣的年輕人，他們用擔當、責任和奉獻，顛覆了往常人們心目中的80後的形象。當然，她還有著一個身份——共產黨員，衝鋒在前的時候，她的身份已經被寫在臉上，她的行為，也被我們作為榜樣模仿著。

從地震災區回來後，我很榮幸地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也見證了黨員隊伍中湧現出的無數個先進感人事跡。應當說，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感人的事跡真是數不勝數，也正是因為有無數舍身忘我，甘於奉獻的優秀共產黨員，才讓我們黨的形象如此光輝，才能讓我們作為共產黨員，有著無上榮光。

去年，衛生行政部門組織醫務人員深入藏區援藏，在經過摸底後，某單位領導找到一位專業技術水平還算不錯的醫生，將組織想派他到藏區工作一年的想法告訴他，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領導：因為家庭原因，不能到藏區工作。對於他的決定，同事們在背後紛紛議論著：有的說，還是共產黨員，關鍵時刻就掉鏈子;有的說，他不過就是擔心自己在藏區吃苦嘛!有的說，還不是擔心自己離開科室後別人占據了他業務骨幹的位置……或許，他不會聽到那些評價，可是，他在同事的心中的形象，已經大大打了折扣。當然，我們沒有理由批判這名醫生的行為，倘若因為怕吃苦，怕損害自己的利益，而拒絕了組織的安排，那麼在他的心裏，也一定有過內疚與不安的感受。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講到：共產黨員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也是我們作為黨員的義務之一。可是，近年來，有的共產黨員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因為理想信念不夠堅定，做出了讓黨蒙羞的事情，有的因為宗旨意識淡薄，沒能完成共產黨員交給的使命，有的因為受到一些不良思潮的影響，淡忘了當初入黨時的誓言……也正因為這些黨員的存在，使黨的形象正在受到影響。

當我們的形象正在損毀的時候，也是我們該反省的時候。我們黨內的八千萬黨員，假如人人都能隨時照一照鏡子，正正自己的衣冠，都能拍著胸脯坦蕩地說“我是黨員，向我看齊”，那麼，黨的形象必然越來越光輝，黨的力量也必定堅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