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墨：文化大師的抗戰風骨

“男兒抗日死沙場，青史垂名姓字香。”，在那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海內外的中華兒女，都投入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就連那些文化大師們也不例外。

老舍先生用筆當作抗戰的武器。在家國瀕危之際，老舍放棄一切個人的情緒，以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為重，以筆為槍，“寫什麼都好，怎樣寫都行，隻要它有益於抗戰”。為了宣傳抗戰，他開始集中筆墨致力於通俗文藝的寫作。他不顧得失毀譽，大膽地探索，嚐試各種民間的通俗文藝形式，“於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民歌，話劇，新詩，大鼓書，甚至還寫了數來寶。”麵對種種非議和疑慮，老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覺得我的一段鼓詞若能鼓勵了一些人去拚命抗戰，就算盡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其行為讓人敬佩。

傅斯年先生響應當時政府號召組織“青年軍”，動員所內青年人參軍。他說：“你們現在不參軍，將來抗戰結束後，你們的兒女問你們：‘爸爸，你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些什麼?你們將怎樣回答呢?’”跟隨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樂德報名參軍，傅斯年去信勉勵：“你這次從軍，實在的好事。此時青年總當以愛國第一，立起誌氣來，做於國家有益的事。我們這一輩的人，太多自暴自棄，或者無賴無能，把這樣的局麵交給你們一輩的手中，實在慚愧!隻盼中國在你們這一代的手中，成為一個近代的安樂國家!”其諄諄之情，震撼人心。

陳寅恪先生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抗戰流亡的路途。1941年，他應邀往歐洲講學，途徑香港遭遇太平洋戰事。日軍占領香港後，陳寅恪已無任何生活來源，全家生活困頓不堪。盡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陳寅恪守誌不移，寧死不受日方救濟，堅決拒絕與敵偽合作。作為中國文史學界的泰鬥，陳寅恪自然也會受到日本許多著名東洋史學者推崇。1941年舊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來整袋糧食。因來路不明，陳寅恪拒收。日本人又有意請陳寅恪到淪陷的上海或廣州任教，並以40萬港幣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均遭陳寅恪嚴拒。

鬱達夫先生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後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兩周之後了。鬱達夫是一位積極參加抗日救國的勇士。1938年3月，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為抗戰而奔波。8月1日，他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發表《抗戰周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12月，他偕妻王映霞、長子鬱飛離開福州去新加坡。此後，他身在異域，隱姓埋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日本鬼子進行了殊死的鬥爭，其最後的結局，讓人扼腕歎息。

現在，我們回顧這些文化大師的抗戰風骨，重溫他們的抗戰曆史，真切地感受到這些愛國誌士們的英雄氣質。而這，值得後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