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隻有一種英雄主義

最近我很認真地看了一本書——坎寧安的《時時刻刻》，講了3個女人的故事：弗吉尼亞·伍爾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倫敦的天才作家，布朗太太，二戰後住在加州的家庭主婦，克拉麗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紐約的出版編輯。小說的結構無疑很創新，用“達洛維夫人”這一關聯性將3個不同年代，不同家庭的女人放在同一時間維度裏，用平行敘述的方式，一章講訴一個女人，錯落有致，充滿韻律美。但是在我看來形式並不是最重要，書的內容才是，很多人說講了女性主義、女性價值、女同性戀之類的，我覺得它的主題並不局限在女性這一群體上，而是更為宏大，講人生，講生活的本質，以及在認清生活本質之後你如何去熱愛它。

伍爾夫給丈夫留下一封遺書：“我確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們無法再一次經受這樣可怕的時刻。……”離開家後，她在厚重的大衣口袋裏裝滿了石頭，走向了河心。她的屍體隨著水流而下，最終被一座橋的橋樁擋住，她背對著河，臉貼著石頭，然後一對母子從橋上經過。

勞拉·布朗剛剛給丈夫買好了生日禮物，並和3歲的兒子一起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內還孕育著另一條小生命。趁著丈夫還沒有回來之前，她將兒子托給鄰居照顧，一個人駕車出去，帶著忐忑不安在旅館租了一間單人房，然後躺在床上閱讀《達洛維夫人》，想著原來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館訂上一間單人房。

克拉麗莎為罹患了艾滋病的前男友——詩人托馬斯舉辦了一場晚會，慶祝他拿到一項重要的詩歌大獎，當晚卻目睹了托馬斯跳樓自殺，然後看著他的屍體不知如何處置。

從表麵上看來他們自殺的原因是：伍爾夫得了抑鬱症，之前她崩潰過幾次，這一次覺得無法再承受;勞拉·布朗受困於家庭主婦的角色，家庭生活讓她感到窒息;托馬斯得了絕症，無法盡展自己的才華。實際真正讓他們自殺的原因是：受困於生活，對生感到厭倦。

我關注的友鄰裏麵有幾位專欄作家，其中有一位我時常會在《上海一周》上看到他寫得妙趣橫生的小文。有一天他發了一條廣播：“如今我過上了天天想死的生活”有豆友勸他好好休息一下，他補充了一句：“完全是一種對人生的，深深地，深深地倦意……”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情緒，我自認為算得上積極樂觀的人，但是還是會時不時生出那種對生活無邊厭棄的情緒來，說白了就是活膩了，實在過厭的感覺。我想其他人也一樣吧，有從來就沒有對生活厭倦的人嗎?我認為當一個人活膩的時候就需要小死一次，這段時期很痛苦，如果熬過去了就繼續活下去，如果熬不過去就會自殺。兩千年前的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說：“人生不斷學習生存，人生也不斷學習死亡。”你需要一次次看透生活的本質，一次次學習死亡，才能好好生存下去。

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裏，我一直以為當有一天我變得不普通了，比如擁有大把的財富，擁有令人豔羨的名望，我就不再需要麵對普通的生活，就像《時時刻刻》裏克拉麗莎在街上遇到電影大明星，渴望自己可以跟明星一樣不平凡，過耀眼的生活。到那時，我將不再受困於生活的瑣碎、無聊、惡心、齷齪、疲憊、壓力、厭倦、憂傷、痛苦、虛無……我的生活一定充滿光鮮、快樂、愉悅、舒服、安寧、幸福……可是我現在已然明白，無論我怎麼努力，即便我名利雙收，依然不能脫離普通的生活，隻要我生而為人，我就受困於生活，甚至受困於幸福的生活，比如我認識的那位美女老板。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困於生活，受苦於這有限的時間和很快不再青春的肉身，受困於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責任，受困於來自方方麵麵的壓力，受困於生活中那些瑣碎、無聊、惡心、齷齪……

與其說我害怕成為普通人，還不如說我害怕生活，害怕找不到一種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度過人生，害怕不知道什麼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當我必須麵對物質生活上那些惱人的小事時，當我需要承擔工作責任又想逃避時，當我不得不麵對不喜歡的人又要假裝熱情時，我總是不停地在心裏告訴自己：“這就是生活，你不要害怕生活!”

《時時刻刻》中引用了莎翁的詩歌：“不要再怕炎炎驕陽，也不要畏懼寒冬的肆虐。”我理解為不要畏懼生活中的一切，無論好的還是不好的統統都接受。如果我們不畏懼生活，我們將不畏懼一切，包括死亡，因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伍爾夫說：“親愛的雷納德，要直麵人生，永遠直麵人生，了解它的真諦，永遠的了解，愛它的本質，然後，放棄它。”

梭羅說：“生命並沒有價值，除非你選擇並賦予它價值。沒有哪一個地方有幸福，除非你為自己帶來幸福。”我以前覺得追求幸福、快樂才是人生的第一要義，後來才漸漸懂得幸福、快樂並不是人生最最重要的東西，意義才是。尋求和建立意義，為意義而活，它可以幫助你去走完人生，度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尤其是在現在這樣一個信息更新快速，充滿選擇和誘惑的時代。

羅曼·羅蘭說：“隻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但是這世間最難做到的就是“熱愛生活”這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