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遙遠的荒誕（下）

○更 夫

1976年8月至1978年10月，作者在北京第一模範監獄度過了兩年多時光。作者寫下《北京第一監獄生活散記》，真實記述了那苦澀黑暗的生活。這是《一蓑煙雨任平生》中的最精彩的文章之一。

進入監獄，才發現裏麵是又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同監犯的理由千奇百怪，有個農民是和村支部書記因為生活瑣事吵架，因為年輕時曾參加過“國軍”，又碰上了“鎮反”，所以被定為“階級報複”，一下子被判了個無期徒刑。還有一個工人是因為愛練字，有事沒事就逮著書抄。後來碰上了一部手抄本的小說《第二次握手》，沒事就抄了一本，偏偏這本書被定為反動作品，於是被判了死緩。到了監獄裏，這個工人的壞習慣仍不改，天天還忙著到處找書抄書。還有一位來自貧困山區山村的生產隊長，一幫家夥酒喝高了之後亂侃，說當了皇帝之後，鄉親們都可以封官拜相，大家都搞個將軍、丞相幹幹什麼的。後來不知道怎麼著被人揭發出去了，一家夥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小集團，“王侯將相”們全被送進了監獄。來自窮山村的生產隊長進監獄之後，才發現自此過上了一生從來沒有過上的溫飽生活，居然能吃上了餃子(監獄改善生活時能吃上一頓)。老婆孩子來探監，正好趕上吃餃子，把老婆孩子嚇了一跳，老婆回去一傳揚，搞得大家很是羨慕。嶽父大人放心不下，托人帶信來，居然說，聽說你在北京享福，長久下去可令人擔心。古人雲：“糟糠之妻不下堂”，千萬不能忘記老婆孩子啊!當時勞改的犯人每月有兩塊半的收入，用來購買毛巾肥皂等簡單的日用品，而來自農村的犯人舍不得花，攢在一起年底帶回家。要知道，那時許多農村的農民辛苦了一年，年底分紅時，什麼也分不到，有的還倒欠生產隊的錢。確實如此，那時不要說在山區農村，就是在沃野千裏的淮北平原，每個村裏都有不少“救濟戶”，一年辛苦勞作下來，年底一算賬卻是欠公家的，搞得一家人生活上食不果腹，政治上抬不起頭來。

王學泰發現，監獄裏的人，多不是什麼壞人，也不是什麼好人，多的是些怪人，他們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與眾不同，有時就被關了進來，視做政治犯。有一位姓董的農民，因為出身富農，在“文革”時被批鬥的厲害。為了求生，他便想往國外跑。人家是向香港台灣跑，他則是向友邦朝鮮跑。遊過鴨綠江，一上岸就被抓起來餓了四五天。快餓死了，才送回來，被定為“反革命叛國投敵罪”無期徒刑，因為投的是朝鮮，差點被判了死刑，這引起了眾犯人的不解。朝鮮本是友好鄰邦，是那個時代中國為數不多的鐵哥們，山水相連，友誼是鮮血凝成，往朝鮮跑，怎麼是叛國投敵呢，應該是叛國投友才是。

還有一位老兄是國家機關毛澤東文藝宣傳隊的。他本是一個積極分子，是專門做“牛鬼蛇神”們的思想工作的，可他天天與這些專政對象談話，久而久之，沒有做通專政對象們的工作，反而被人家“異化”了，以致對現實的一些東西產生了懷疑。懷疑倒還罷了，他還寫在自己的日記裏，似乎準備傳之於後世。不料想因為與妻子感情不和，和一個女孩子好上了。與妻子幹了一架後，後院起了火，妻子便向組織報告了他的不健康的思想動態。他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了8年。妻子離他而去，那個女孩子也杳如黃鶴，最後落得個雞飛蛋打。

另有一位則是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崔，是一個老革命了，是中央專案組成員，專案組當時屬於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王學泰說，那時監獄中也極少有世上難見的品行最好的和最壞的人，而此人屬於品行最好的一位。他的問題是對工作和事業極端負責，眼裏揉不下一粒沙子，心裏有建議意見馬上就向組織上提。他那個工作環境，這就難免碰到了什麼敏感神經。後來提

意見提出了問題，被抓起來一判20年。有一個關於他

的小故事，足見其為人：

中央專案組有一次開大會，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都坐在台上，聽報告的幹部坐在台下。當時禮堂簡陋一些，主席台上的桌子就是一排長條桌，鋪上桌布，權作會議桌。康生在講話時，江青百無聊賴，就開玩笑，踩張春橋的腳。桌布隻是半截的，遮蔽不住坐在桌子後麵的人腿部以下的動作。在下麵聽報告的人，看的清清楚楚，掩口而笑。坐在台上的則渾然不知，坐在會議桌一端的老崔卻看清了台下聽眾掩口而笑的原因。大會小會開完之後，記錄員向江青彙報，彙報完之後，老崔還站在江青眼前不走。江青很奇怪問他：還有事嗎?老崔就把踩腳一事說了，希望首長注意影響。江青聽了勃然大怒，罵了他半天。(《監獄瑣記》)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年，也是很奇異的一年。那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整個社會動蕩不安，3月8日，吉林省出現了史上最大的隕石雨，5月29日和7月28日，雲南和唐山發生大地震。據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記載，當毛澤東聽到隕石雨的消息後，也不禁為之心動。政治風浪高潮迭起，從“反擊右傾翻案風”到“四五”運動，直到10月份的“四人幫”垮台。

其實，當時中國社會從高層到民間對這個年份也是充滿了疑懼、不安和猜測。年初，周總理去世後，全國悲痛，朝野上下議論很多，政治生活也變得異常肅殺。這時北京破獲了一個“反革命謠言案”。主角是一個愛講古的糧庫黨支部書記和一個說大鼓書的農民。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了，書記就和說大鼓書的私下閑聊，書記說，你看吧，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可能是一個劫難。周總理走了，接著是朱總司令，其後就是毛主席。說大鼓書的嚇了一跳，就問其詳。書記煞有介事地告訴他：“周沒了，朱吃什麼?朱沒了，毛還能在嗎?”當時說大鼓書的以為書記是亂侃罷了。過了幾個月，朱總司令去世。到了9月9日那一天下午，說大鼓書的正在田裏勞動，村裏的大喇叭廣播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他心裏一震，想起年初書記的預言，心裏說“真靈啊”，心裏想想還罷了，可是由於是說大鼓的出身，嘴裏哪裏能留住話。實在按捺不住，就和一起幹活的農民恰巧又是個富農分子說了，把那個富農分子也嚇了一跳。正在說話間，監督他們勞動偏偏又是階級覺悟極高的女民兵。她們發現了他倆一驚一乍的異常情況，抓起來一審問，造謠傳謠情況水落石出。結果，“預言家”糧庫黨支部書記被判20年;說大鼓的傳謠被判了15年;富農一句話也沒說，是一個倒黴的聽眾，也被判了4年。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也製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冤案。其中有一個轟動全國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一個造紙廠的老病號因為請病假的原因被扣了二十幾塊錢，家裏日子過不下去，就去找領導上訪。恰巧領導正忙著開會討論批鄧反右的事情，老病號進場後就大叫大嚷自己的冤屈，領導正色警告他現在正忙著大事呢，叫他不要搗亂批鄧。老病號被氣蒙了，一手拽著門，一手把門口貼的批鄧大字報撕了下來，大喊：“怎麼著，這文化大革命就我和鄧小平倒黴了!”此話一出，滿場皆大吃一驚。於是，這被作為重點案件，老病號被作為與鄧小平相呼應的“反革命分子”被判了十幾年。

“文革”後期，中國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最叫人拍案驚奇的是一個農民唱歌引發的事件。這個農民是一個 “四類分子”，孤苦憐仃，隊裏可憐他，讓他專去牲口棚裏喂牲口，天天和牛馬在一起。農村的牲口棚往往和村民的住處有段距離，這個“四類分子”也不覺得冷清，與牲口在一起他倒是自得其樂，可能覺得活得更舒坦一些。這個“四類分子”的日子窮困潦倒，可他偏偏愛唱歌，而且民歌特別是紅色歌曲唱得也還很不錯，經常在喂牲口之餘，自己唱上一氣，自得其樂。話說9月9日夜裏，他照常半夜起來篩草、拌料喂牲口(因為喂牲口需要夜起，馬無夜草不肥)，照常唱上一通。但糟糕的是，他自己由於與世幾近隔絕，並不知道9月9日毛澤東病逝的消息。所以，當他依然一如既往，引吭高歌，唱什麼《真是樂死人》《不唱山歌心不爽》《早也盼、晚也盼、望穿雙眼》(《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唱段)等等等等時，果然“大禍從天降”(《智取威虎山》小常寶的唱詞)。當警車呼嘯著開到牲口棚前，把他像阿Q一樣被抓走的時候，可憐的他還不知自己犯下了什麼罪。

那是一個充滿苦難和荒誕的年代。記得有位哲人曾經說過，苦難是生活的導師。的確如此，苦難教會人們思考，磨礪人的品質意誌，也使人在邁過苦難沼澤之後有再生的喜悅。而荒誕則不是，它讓你在回憶過去時，哭笑不得，經常是一聲長歎。所以，人們經常能記住含辛茹苦的時光，都會有意無意地忽視或淡忘那曾有過的荒誕的日子。這多少反映了我們這個民族確有健忘的習慣，盡管那荒誕的歲月距今並不遙遠。

(王學泰《一蓑煙雨任平生》重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