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康:四兄弟

我要寫的四兄弟，就是我和大哥、三弟、八弟。我們四兄弟應是較為奇特的現象。

首先，從年齡跨度上，我們哥仨都出生在五十年代，而且都是大一歲，老三以下是四個妹妹，等到老八出世，已算是七零後了。

從個頭上說，年齡越小，個頭越高，從1.76米到1.66米，梯次分明;從學曆上說，年齡越大，學曆越低，大哥隻上到高小，由於“文革”的原因，從此再沒進過學校的門。在母親的百般爭取求告下，我和三弟算是踏入了初中的門檻。我讀完初中，便赴外地打工。三弟是讀完高中下放的。八弟則趕上了好時光，靠他個人的聰明和努力，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學，畢業後分配在省城工作，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公務員，現在政府部門工作。

大哥是我們兄弟中公認最聰明的，他在上小學時，就會搞什麼漆包線，把那紙盆式喇叭搞得哇啦哇啦響。但他生不逢時，竟連初中的門都沒進去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現在想起來，還令人鼻頭發酸，那是1969年9月，秋雨綿綿，我和三弟重新挎上書包，相伴入學。忽有一天，被生生剝奪上學權力而又求學若渴的大哥，羞赧地向我們提出一個請求，讓我們代他問一下英語老師，他的英文名字該怎麼寫?

大哥輟學後，為了生計，學過木匠，在砂石廠拉過架子車，也織過網打過魚，生活的艱辛，世俗的白眼，並沒有壓垮他，社會的不公，命運的多舛，更是砥礪了他的誌向。他在異地打工，意誌消沉時，寫信鼓勵我：要在人海中站立起來!這成了我此後矢誌不渝，奮鬥不止的圭臬。多年後，我考入一家教育學院，畢業後調入當地報社，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編輯，並成為省作協會員、省雜文學會理事。

此間，大哥也在苦學。他當時在縣司法局開車，見縫插針，一有閑空就抱書研讀，他自學法律，又參加函授學習，拿到了專科文憑，後一舉考上了律師資格，成為當地頗有名氣的律師。為此，年紀不算大，頭上就過早地 “地方支援中央”了。而真正值得自豪的，還是他的兒子，一名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的碩士研究生。

我們四兄弟的小名，也很有趣。我們哥仨均生於建國之初，又是挨肩的 (都大一歲)，身為老革命的父親，給大哥取名愛國，老二叫愛民，輪到三弟，卻忽然轉了個彎，沒有叫愛黨，而叫三毛了(可不是張樂平老先生筆下的那位)。父親是有些私塾底子的，當過縣文教局長的他，據說口才也相當好，但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有這種預見性的，然而，就是這一轉，規避了多大風險，誰也說不清楚，在那荒唐的年月，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發生。“文革”初期，父親因曾蹲過國民黨的上饒集中營而被打成“叛徒”，他們正愁找不到證據呢，如果三弟真叫了“愛黨”，那可就證據確鑿，沒得救了。

三弟大名傅強，小名雖沒叫“愛黨”，但骨子裏卻是愛黨的。七七年恢複高考後，他由下放知青從農村考入了師範學院，當了幾年中學老師，教書育人，為黨的教育事業，奉獻了綿薄之力。後又當上了縣政府秘書，繼之進入宣傳部門，還擔任了一定的職務。成為黨和人民的 “喉舌”。《人民日報》《安徽日報》《新安晚報》等，他都多有大塊文章發表，有的長篇通訊，甚至一次用通欄兩個整版，或分上中下幾期連登，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他還先後出版了兩本散文、隨筆集，並加入了省作家協會。

至於八弟，他的小名比較另類，就更好玩了，屬於三弟代表作《醜名兒俗名兒》中的醜名兒，農村說的好養活。可能是老來得子，父母疼愛有加，才由母親隨口給叫響的，並且沿習至今。此處不詳解，一般人我也不告訴他。

我們四兄弟，無論姓名(包括小名)、個頭、學曆無不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父母希望我們愛國愛民，健康其精神，強壯其體魄。

我們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家庭，但我們都有夢想，並且都在為著自己的夢想，努力地工作著，奮鬥著，我們永遠不會辜負父母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