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礦工的兩重世界

這個通道連接著兩個世界：一個地上，一個地下;一個光亮，一個幽暗;但有時候，一個過於束縛，一個反倒清淨。

在這兩重世界之間，嶽建波已經“穿越”了9年。他今年31歲，在山西省陽泉市一個國營煤礦上班，是中國上百萬煤礦工人大軍中的一員。

4月初的一個下午，太陽暖洋洋的，嶽建波像往常一樣，換上散發著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個分辨不出顏色的挎包，走到這個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無法理解我現在做的一切。”這個礦工眯著眼睛說。他是近視眼，帶點散光，但從不戴眼鏡，因為“不想把這個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這個煤礦工人是一個搖滾歌手。他不懂樂譜，不會玩樂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樂隊”甚至隻有他一個人登台表演，但這些並不妨礙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還玩出點名氣。

他還是一個長跑愛好者，經常自費參加全國的馬拉鬆比賽——從未拿過名次，但樂此不疲。

因為這些愛好，周邊的人視他為“怪人”，認為他“不務正業”。不過嶽建波不在乎這些，他略帶著點結巴說：“別人怎麼看我都無所謂，我隻是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隻眼，我瞎了第二隻眼，我瞎了第三隻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纜車循環地轉動著。每個纜車隻有一根柱子一個座。礦工們習慣叫纜車為“猴車”。“過來一扒，像猴子一樣坐上去，所以叫猴車。”嶽建波打趣地說。

一輛猴車過來，嶽建波把挎包往背後一甩，雙手扒住柱子，騎在座位上。猴車緩緩下行，他把頭靠在柱子上，擺弄著手中的礦燈。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靜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聲顯得清晰透亮。

9年前，嶽建波拿到了到礦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書。在他父親退休後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為工友。

在陽泉這座以煤炭為主要產業的城市中，礦區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農民祖祖輩輩固守著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樣，生活在礦區的20多萬人中，相當一部分世代相襲，固守著地下的那個世界。

嶽建波打小就不喜歡煤礦。他聽說過煤礦上經常死人，也見到過皮膚裏滲著煤灰的礦工，其中就有他的父親。

小的時候，他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老師和鄰居們總忘不了誇獎他幾句：“這孩子將來一定能上個好大學。”他也在這些誇獎中暗暗設計自己的人生：考個大學，最不濟也上個中專。然而兩次中考失利，之後他在父親的勸說下，上了當地一個技校，學的是家電維修。技校畢業兩年後，他拿到了分配通知書。

他的第一念頭是“不幹”。回到家中，他和父親說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設備檢測。父親點了一根煙，沉默一陣後告訴他：“井下有什麼不好?我不幹了一輩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親出生在山西省左權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先是當兵，複員回家後趕上陽泉一個國營煤礦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礦工人，在井下足足幹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讓整個家庭擺脫了農民身份，但沒能力讓這個二兒子擺脫礦工身份。

“那有什麼辦法，咱沒有一點關係，也沒有錢。”父親說。打心裏，他並不想兒子步自己的後塵。

最終嶽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親說的是事實。他的兩個兒時夥伴，一樣都是煤礦子弟，也一樣讀過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書時，他倆的工作還沒任何著落。兩人落實工作，是在他下井幾年之後的事了。

不過他並不甘心。後來的日子中，這個年輕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路。最終，“搖滾改變了生活”。不上班的時候，他是搖滾歌手，用音樂“玩兒”，也用音樂表達;上班的時候，他則是一個普通的煤礦工人，到那個幽暗的世界“混飯吃”。

大約10分鍾後，猴車到達終點。嶽建波的腳踏在了這個煤礦的“594點”。這意味著，他到達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長長的台階，拐個彎，走上10多米，就到達運輸巷口。在這個地方，嶽建波和他的同事們，即將坐上被叫做“人車”的有軌電車，前往各個工作麵。在井下有3種車，除了猴車、人車外，還有一種是貨車，運輸煤炭和井下設備。

從下猴車的地方到運輸巷口的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鋪麵。嶽建波說，這是最近兩三年才鋪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領導來視察，就走到這裏。記者拍個照，回去一宣傳，還以為煤礦工人的條件有多好呢。”他使勁跺了一下腳，嘟囔著說。

走出這個光鮮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現在麵前：巷道裏的風嗚嗚地響，冷光燈發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沒有礦燈做標誌，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動。

去年，搖滾歌手嶽建波給礦工嶽建波寫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詞隻有4句話：“我瞎了一隻眼，我瞎了第二隻眼，我瞎了第三隻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說我寫的歌屁都不是。沒有下過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詞。就比如《黑》，隻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麼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風嗚嗚地響，一陣陣陰森的冷，嶽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陣，他突然又接著說：“地麵上其實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這個8000多人的國營煤礦上，有不少嶽建波的“粉絲”。老劉就是其中一個，他最常說的話是“小嶽唱出了我們煤礦工人的心裏話”。

很快一輛人車過來了。嶽建波坐下後，車子啟動，“咣當咣當”響。

《窯工》：800米下的動物世界，生生的弄死個人

行駛10多分鍾後，人車停下，嶽建波在第一站下車。車子還要繼續前進，在前方還有幾條巷道。

下車的地方有一條巷道，長1.5公裏。他今天的工作是檢查這條巷道中的瓦斯監控設備。每遇到這樣的設備，他都要過去看一眼。碰到電話，他還會和井上的控製室聯係。

相對於人車行駛的巷道，這條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頂上犬牙交錯，一根根鋼筋裸露出來，仿佛稍有動靜，這些鋼筋就會紮下來。水鞋踩在水泥路麵上，發出的聲音能回蕩很久。

上海攝影師陳曉峰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嶽建波，後來曾專門到陽泉，與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給他拍攝過一組照片。陳曉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時候，第一感覺是“世界的盡頭到了”。他說，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樣”，麵對“從未有過的黑暗”，感覺“非常壓抑”。回到地麵後，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礦工們是什麼樣的心境。”陳曉峰說。

半道上有個小巷，嶽建波鑽了進去。突然一聲響動，他稍一彎腰，摸了摸頭頂的安全帽。“沒事，經常會有這樣的聲音。”他說。

一路上，隻碰到不到10個人。每碰到一個人，雙方都要拿礦燈互相照一下。這算是打招呼。

“說實話，一個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裏還是非常害怕的。”嶽建波笑著說。

這條巷道裏風很大。走路出了滿身的汗，風一吹，一會兒整個身體就透心涼。嶽建波的棉服已經有一年多沒洗過了，因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來，棉服就全濕透了。

20多分鍾後，他走到了工作麵。那一天，這個工作麵沒有生產，礦工們在龐大的采煤機旁紮堆閑聊。

工作麵看起來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壓柱支著黑漆漆的頂部，不時還會有小煤塊掉下來。但閑聊的礦工們看起來若無其事。

這個地方沒有一絲風，待一會兒就熱得要命。礦工們說，要是生產的話，工作麵上的情況還要糟糕，不僅熱，還到處是粉塵，說句話就會吃進去不少。

一線的礦工們本來配發有防塵麵罩，可沒有幾個人願意戴。因為一戴上，連氣都喘不上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一幹就是8個小時。

早在2007年，嶽建波就寫了一首反映礦工生活的歌，《窯工》。在那首歌中，他寫道：“破衣裳、爛雨鞋，針個盈盈的疼;陰涼涼的黑洞洞裏，四疙瘩石頭夾疙瘩肉;黑臉臉、灰臉臉，醋個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動物世界，生生的弄死個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腦袋別到褲腰帶上幹活，一不小心就會把命丟了。”他說。

有一次，嶽建波到一個工作麵檢查設備。設備在一根鐵柱子後，但柱子已經被壓彎了，他隻能壯著膽子鑽進去。等他鑽出來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他碰到的最為危險的事。

這個煤礦工人平時喜歡上網，每有礦難的消息，他都會暗自哭上一會兒。

盡管幹著最危險的工作，礦工們的收入並不高。嶽建波是二線工人，按時出勤的話，月工資不過2000元。一線工人上滿班，一個月掙的錢也不會超過3000元。

因此礦工們總是滿腹牢騷。但凡聽說一點不公平的事情，他們都會罵上半天。在地下這個男人的世界中，他們還會議論女人，說一些最刺激的字眼過過嘴癮。

當他們從地下世界鑽出來，一部分人走進小餐館，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賭上一場;還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廳，吼上一陣。當然，也有少許人，偶爾會到這個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們照樣鑽到地下，照樣發著牢騷。

“井下太壓抑，大家總得發泄發泄。”礦工老劉說。他喜歡賭博，前幾年輸得一塌糊塗。

就是這樣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搶著下井。嶽建波有兩個同事是臨時工，幾乎每個月，他們都出滿勤。“一家老小都靠我這點工資活，不幹不行呀。我們的合同快到期了，礦上隨時可能不要我們。工作不好找，我得抓個緊，多掙點錢。”其中一個40多歲的男人說。他有兩個孩子，現都在讀初中。

嶽建波是煤礦的正式職工，沒有隨時解聘的壓力。但他和這兩個臨時工的同事一樣，也麵臨著經濟壓力。可這個礦工並不拚命，出滿勤的月份，他幾乎沒有。他也有滿腹牢騷，他的牢騷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單調的長跑中發泄。

《滅》：我們的純潔沒有了，我們的善良沒有了，我們的理想沒有了

多年之後，這個煤礦工人逐漸習慣了這個寂靜黑暗的工作環境，有時，他甚至有些喜歡。“地麵上的人勾心鬥角，這裏反倒清淨一些。”嶽建波說。

剛參加工作不久，這個年輕人還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過自己的奮鬥，換取一個好的工作環境。就像他技校畢業後那兩年中，他四處打工。在一家餐館當服務員時，他表現得非常好，結果老板給了他一個清閑但又有權力的職位，一些同事便開始巴結他。

但到礦上一段時間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著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個地方。快到目的地時，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搶著幫他扛木頭。他不明白怎麼回事，一再說“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還是搶了過去。等走近一看，這個近視眼才發現，原來有個領導在角落中站著。

他們走過去時，領導直誇他的同事“能幹”。沒多久，這個同事就調到井上工作。之後他聽說，這個同事也給領導送過錢。

這樣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畢業時，那些成績遠不如他的同學，紛紛找到了工作，他卻隻能在老師的號召下，到廣東惠州打工。而在這之前，他曾為自己是班裏唯一一個“考進去的”、唯一拿過獎學金的好學生，沾沾自喜過很長一陣子。那時候，他安慰自己，隻要努力奮鬥，總會好起來。

有同學曾給他出過招兒，平時請領導吃一頓，逢年過節給領導買點禮物，調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這個年輕人有些“擰巴”，打死也不去領導家，從未請領導吃過飯。有時，他甚至會讓領導感到難堪。

早些年，煤礦上組織長跑比賽。從小就喜歡長跑的嶽建波要報名參加，可是那天正趕上他上班，領導不批準。他堅決要求，領導勉強答應，並且說：“你要能跑個名次，我給你300塊錢。”

結果嶽建波真跑了個第一名。當他找到領導時，對方卻不再提這回事了。

不久以後，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誤遭到領導批評，並說可能要罰款500元。那時，他的月工資不過800元。

一個老工友告訴他，趕緊去領導家送點禮，或許就沒事了。他買了100元的禮物，摸黑走到領導家。領導收下禮物，安慰他說沒事。但事後，他被點名批評，罰款500元，並要他的父母去交罰款。

“我非常失望。”嶽建波說著，雙手插在迷彩褲的褲兜裏，不停地走動，說到激動處，一句話有好幾個停頓。

後來，他又陸續被罰了好幾百元。老劉和他同事多年，從來也沒聽說過礦上哪個人被罰款的次數和錢數有嶽建波多，盡管有些人還不如他安分。

終於有一天，這個“從沒打過架”的小夥子忍不住了，喝了一點酒後，提著酒瓶，闖到頂頭上司的辦公室，要把人家“腦袋砸開花”。不巧的是，這位上司不在辦公室。

打那之後，嶽建波像變了個人似的。但凡開會，領導在台上講話，他就時不時說一些風涼話。他慢慢成為領導們不喜歡的對象。他也不再起勁幹活，不再幻想領導“良心發現”，調他到地麵上工作。

就像他寫的一首叫《滅》的歌：“我們的純潔沒有了，我們的善良沒有了，我們的理想沒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時候，嶽建波就開始接觸搖滾樂。那時，他的哥哥在鄭州上學，一次假期回家時，帶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帶。這些磁帶曾讓他著迷過一段時間。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聽。在井下的時候，他還時不時吼上幾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樣，穿上帶著汗臭的衣服，準備下井。到達通道口時，突然聽到一個房間裏傳出吉他聲。他推門進去，看到一個年紀和他相仿的小夥子，正在埋頭擺弄著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歡搖滾?”他問這個工友。

對方點點頭。二人隨即聊起來，從崔健的《一無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樂隊。這個叫小董的工友叫來另一個喜歡搖滾樂的同事。3人聊了一個多小時後，決定成立一個樂隊，並起名叫“探照燈”。

此後，沒事的時候，他們就湊到一起自娛自樂。玩著玩著，逐漸在煤礦上玩出點小名氣。

2005年，這個煤礦工人鬱積的情緒，在一首名叫《沒人給你麵子》的歌曲中，淋漓盡致地發泄出來。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麵轉了一圈後，嶽建波從回風巷鑽回那條1.5公裏長的巷道。這一天的工作宣告結束。

還沒到下班時間，可他實在待不住了。前段時間，礦上要求工人必須在井下待夠8小時，否則就扣工資。“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鍾，就多一分鍾危險。”他恨恨地說。

猴車快到終點了，他跳下來，深呼吸一口，抬頭看了看天空。“上麵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陣子後，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來得正是時候，澡堂子裏的水不太髒。如果趕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變得黏糊糊的。這裏有淋浴，但大都是壞的。很長時間了，也沒有人修。

一陣衝洗後，嶽建波換上了一件灰色的運動外套，一條迷彩褲，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是一個搖滾歌手，一個長跑愛好者。

嶽建波第一次以搖滾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國營煤礦舉辦一次全體職工活動，有人推薦他去表演。

活動當天，嶽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機器”樂隊的《沒人給你麵子》。沒唱幾句，掌聲、歡呼聲和口哨聲此起彼伏，有觀眾跟著他一起吼“沒人給你麵子”這句詞。唱完後，他以“搖滾的方式”，背對著觀眾謝幕。

這場演出後，這個說話有點羅嗦、頭發稀疏的搖滾歌手在這個煤礦一炮走紅。很長時間內，“沒人給你麵子”這句話，成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開場白。直到現在，一些聽過他演出的人，都認為那首歌讓他們“痛快了一把”。

不過，後來有知情人告訴嶽建波，坐在前排觀看的礦領導，聽了以後非常生氣。

當年搞活動的劇場，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嶽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後，他再沒有在這裏登過台。

活動之後不久，礦上組織了一次考試，選拔人到一個重要崗位。在這次考試中，嶽建波的成績挺突出。但是從未有領導和他說過什麼，就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我一點也不後悔。”回憶起這段往事，他激動起來，來回走動著，偶爾還會罵上兩句。

日子一天一天過，樂隊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搖滾的過程中，他認識了老趙。2009年，他與老趙成立了“陷樂隊”，固定成員隻有他們兩個。對這個名字，嶽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來解釋。

在排練過程中，樂手隨意彈一些節奏，嶽建波即興填詞。一來二去，他倒也寫出一些屬於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詞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諸如此類的排比句。

老趙是個“不知名”畫家，也玩過搖滾。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個眼鏡。在嶽建波眼裏，老趙是個“有學問”的人，沒事的時候，他就找老趙探討一下人生或社會。

“這個社會處處有不公平，你要麼接受，要麼抗爭。”老趙告訴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會永遠存在。”

類似的話交流得多了，煤礦工人嶽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這些思考，鄭重地寫在一個黑皮筆記本上。

從那之後，他幾乎不再翻唱別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嚐試不同的表演風格。歌詞即興的也多，即使同一個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詞可能不一樣。不少歌詞，都反映了當下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種表演，老趙更傾向於認為是舞台“行為藝術”。

有一段時間，嶽建波出門參加馬拉鬆比賽之前，都會聯係一下賽事舉辦地的酒吧。老趙有固定工作，不能隨他一塊到外地演出。一旦聯係成功，嶽建波就會帶上事先錄好的伴奏帶，一個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趙搞了一個名為“采空區”的畫展，主題是呈現像陽泉這樣的資源型城市，因為地下被挖空，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搖滾歌手嶽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為藝術。他站在那裏，胸前掛一塊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參觀者可隨意在牌子的正反麵，分別寫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真實的生活。”他說。

不少朋友勸他，不要這麼較真兒，生活對誰都一樣。“你這樣做，隻會讓領導對你更不好。”一個朋友對他說。

“無所謂，大不過被開除。”他回答說。

《兩隻老鼠》：他們消失了，消失在黃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門前是一條水泥路。順著路往下走大約500米，就到了嶽建波的家。再接著前行500米左右，就進入城市的邊緣了。

實際上，這個礦區和城市沒什麼區別。同樣的高樓大廈，同樣的車水馬龍，同樣的灰塵飛揚。

在父母的嘮叨下，2005年，嶽建波與小他5歲的一個農村姑娘領了結婚證。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兩居室。

壓力接踵而來。房子當時的價格是20多萬元，錢是四處湊的。直到現在，嶽建波仍有近7萬元借款沒還清。他的工資本在母親那裏，由於上班不正常，裏麵的錢根本沒多少。現在家裏的開支，全靠妻子一個月不到700元的工資支撐。

他的父母年紀都大了。前些日子，母親做了一個手術，父親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鄰居發現，甚至有生命危險。父親看了一場病，花了800多元。

嶽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著女兒一起生活。現在她80多歲，已經有幾年沒下床了。父母急著要將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萬一有什麼，不能落葉歸根。這樣的事，嶽建波不能不操心。陽泉距離姥姥的老家，有150公裏，坐公共汽車得倒車好幾次，耗時一天，老人根本折騰不起;要是雇車，沒個六七百元，沒人願意跑。

“處處需要錢，壓力很大。”嶽建波把雙手一攤，露出一種無奈的表情。

在他看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是因為缺錢才轉變的。第二次中考後，他的分數雖沒達到中專線，但完全可以上一個普通高中。當時，小他兩歲的弟弟考上了重點高中，大他3歲的哥哥正在鄭州讀中專。

父母開始給他做工作，說了一大通家裏沒錢、供不起他讀高中之類的話。當時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母親早先是農村戶口，後來到礦上，一直打零工補貼家用。

嶽建波放棄了高中。而沒上大學的遺憾，一直持續到現在。他到各地跑馬拉鬆或者演出的時候，總不會忘記在某個大學門口照一張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搖滾的人，現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認識的搖滾樂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將近7年搖滾。2009年，小董“洗手不幹”。工作之餘，小董幫著別人搞婚慶。

小董的孩子已經上小學，父母年紀也大了。“隻談理想，生活怎麼辦?”小董歎息道，“我其實挺羨慕小嶽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嶽建波則羨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專畢業後，帶著一把吉他到處流浪，後來在深圳待下來，教人學樂器為生，每個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現在還沒結婚。

所以，當父母催著二兒子結婚時，嶽建波選擇了一個農村戶口的姑娘。“她的條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點兒。”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沒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為此嘮叨過，可是嶽建波堅持不要。因為他覺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樣，必須放棄現在的生活。好在他軍校畢業的弟弟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嘮叨暫時少了些。

“不要孩子壓力也大。”嶽建波說，“老趙是知識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說。我一個煤礦工人，說的人更多，有人還懷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勸說他，好好工作，多攢點錢，生個孩子，讓父母少操心。可是嶽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為什麼要求我?”他反問哥哥。

一談到這個問題，哥哥不免語塞。他說自己有些對不起這個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說不定就能一直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為迎接下一代做準備，老二的壓力少了些。

這天晚飯後，嶽建波一頭紮進臥室，打開電腦。過一段時間，有個馬拉鬆賽，他已經報名了，現在正算計著如何買票才能省錢。另外，他還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聯係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廳看電視。丈夫忙些什麼，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麼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著說。

生活中的不公繼續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礦上舉行卡拉OK比賽，嶽建波參加了。組織活動的一個人說，他的歌唱得不錯，不過得獎的人是早就內定的，第一名給了市裏主管安監的官員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這樣的事情每天都發生，我又能做什麼?說不定過一段時間，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樣了。”嶽建波說。

第二天下午，這個煤礦工人又穿著渾身散發著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兩隻老鼠》寫的一樣，“兩隻老鼠，他們消失了，消失在黃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圖片均由陳曉峰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