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鴻:漫漫新聞路 悠悠文學夢

我從17歲就走上了新聞之路。那是1973年，為了填飽肚子，我一出中學門，就隨“支援三線建設”的大潮去礦上當了一名采煤工。那時候，每天累死累活的，可下了班還得批林批孔。礦上每次開批判大會，各單位都得出一篇批判稿。那些農村娃提起上台在上千人的大會上發言腿肚子就打顫，我這個傻大膽兒就脫穎而出了。我的批判稿不僅在大會上念，還上了《蒲白礦工報》。那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件。

打這兒，我就成為礦上的通訊員。每天下班再晚再累，我都要趴下先寫稿。沒有桌子，趴在床邊。沒有凳子，屁股底下摞幾塊磚，鋪張報紙。在集體宿舍寫稿子沒定力不行，一個宿舍五個人，人家要打牌下棋聊大天，別說幹涉人家，就是說說，人家沒準回頭就賞你個“冷盤”：你這麼能寫，去坐辦公室呀，放在采煤隊不是電線杆當筷子――屈才了嗎?就在這種十分嘈雜的環境中，我一寫就是八年。後來，無論是開大會還是在歌舞廳，不管多麼嘈雜的環境，都可以不受幹擾地寫稿子，這定力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那會兒，我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稿子人家采用沒有。礦上的大喇叭響的時候，不管刮風下雨，我都要出去聽一聽;聽廣播員銀鈴般的聲音播我的稿子，那簡直就是一種享受。當我的第一個“豆腐塊”在《中國煤炭報》刊登後，我興奮地好幾天走路都輕飄飄的。後來，我每次投了稿，都眼巴巴地等著。每天的報紙一來，我都趕緊去翻一翻，看有沒有刊登我的稿子，但大多數時候我都失望而歸。失落之極時，有多少次都發誓再也不玩這費心勞神的苦差事了，可過幾天，又不甘心地投出另一篇。每發一個豆腐塊，我心裏都美滋滋好幾天。我把那些“豆腐塊”剪下來，貼在一本雜誌上，沒事了翻一翻，就像父母瞧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啊。也有人對我那些視為寶貝的“豆腐塊”不以為然，什麼風涼話我都聽過。但有一位中學語文教師的話對我以後的路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告訴我，搞新聞的，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學功底，是成不了大器的。所以，有多少名記者，同時又是作家。打這兒，我又做起了作家夢，而且一口想吃個胖子。天天下了班趴在床板上寫長篇小說，一寫就是五六個鍾頭，連吃飯的功夫也沒有;讓同宿舍工友捎幾個饅頭回來，嘴裏吃著，手裏還寫個不停，簡直象著了魔。就這樣苦熬了半年，寫了一部四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雖然沒能出版，但二十幾歲的采煤工寫出了長篇小說的事兒，在礦區產生了好大的影響。就憑著那近二尺高的書稿，1980年春天，我調進了礦宣傳部。

成了專職玩筆杆子的，我的勁更大了，沒日沒夜的寫。報刊上發表的“豆腐塊”越來越多，塊兒也越來越大。但文學作品投出去不是石沉大海，就是碰壁而歸。長篇不行寫中篇，中篇不行寫短篇，但終究兩三年發表不了一篇。向我潑冷水的人越來越多，就連我們部長也勸我：作家都是天才，不是誰都能夠當作家的，還是實際一點好。我這人有股強脾氣，就是永不服輸。為了尋找明師指點，從學校的語文教師到礦區的文學愛好者，我都主動上門拜訪請教。在蒲白礦務局工會董川夫(那時候蒲白礦區唯一的省作協會員)的倡導下，我們七個文學愛好者組成了一個文學創作學習研討小組。每個星期天，大家在礦區工會董老師的辦公室聚集;在一起欣賞相互推薦的好作品，研究03manbetx 個人的習作，一耗就是一整天。我常常是帶著“十月懷胎”的習作興衝衝而來，讓大夥批得體無完膚灰心喪氣而歸。有好多次，真想把幾年來寫的那些廢紙付之一炬，再也不爬這傷透腦筋的格子，可過不了三天又有了新的寫作衝動。

礦上離礦務局有十幾公裏，中間還要翻一道溝。每次星期天聚會，不管春夏秋冬，刮風下雨，我都會騎著那輛破自行車趕去。我雖然路最遠，可每次總是第一個趕到董老師辦公室。記得有一次，我聚會完下午回來，下溝的時候，因為自行車沒前閘，下坡時隻好用腳底板蹭著前輪。迎麵衝上來一輛卡車，我一慌神，連人帶車翻倒在路旁。爬起來，麵對空曠的荒溝野嶺，可著嗓門哭嚎了半天，下決心今後哪怕要飯也不搞文學了。可回到礦上，過去采煤隊那些工友一見麵又問最近有什麼大作，我羞愧地無地自容，當天晚上又拿起了筆……

1984年，當我在省報發表的通訊《大礦安全好，招工走後門;小窯02manbetx.com 多，工人忙跳槽》獲得一等獎時，我的處女作《渭水情》也在市級刊物上發表了。我激動興奮地跑到白水河邊，哭了喊，喊了哭，那種無限感慨的心情難以形容。

後來的幾年，我的新聞稿發得滿天飛，文學作品也接踵發表。每年都要走南闖北參加幾次新聞表彰會和文學筆會，也認識了不少新聞界和文學界的老師和朋友。原《中國煤炭報》副刊的劉慶邦老師就是那時候結識的，我永遠忘不了他對我的幫助和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