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經:兒時的美好記憶

兒時的美好記憶

本網記者： 趙國經

(山東龍礦集團中心醫院)

看電影是兒時最具吸引力的娛樂活動。

時間推溯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的老家是一個貧瘠的小山村。在那些文化生活極其貧乏的年代，夜晚村裏放電影，一年也就有數那麼幾次。電影，能讓山村的黑暗生動起來，讓貧窮富有起來，讓寂寞歡騰起來。

傍黑天，在一群孩子的簇擁下，兩個放映員出場了。一輛小推車，一邊捆著放影機箱、膠片盒、音箱;一邊捆著發電機、汽油桶等其他物件。兩人一個放電影換片子，一個管發電供電。場地大多選在村子中央的一處場院。放映員更是一份吃香喝辣的職業，到村便和老師一樣，享受“派飯”的待遇，往往由村領導安排到比較幹淨衛生的人家吃派飯，擔任派飯任務家中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就擔當了引導放映員來家吃飯的重任。

放映員對於大人們的問詢往往不屑一顧，或者對放映的片名打著哈哈，白裏透紅的臉上帶著幾分傲慢。但對於派飯這家的小孩子，放映員是不擺架子的。所以當一群“跟屁蟲”似的半大孩子跟在放映員後麵不停地問，今晚放什麼片子?放映員幹幹脆脆地告訴片名。探得“秘密”之後，一幫孩子立即作鳥獸散，有的快速跑去四處傳播影訊，有的跑回家去催大人早點兒做飯，早吃了早來占著放映機周圍的位置。有的好奇心重，不著急回去吃飯，要看放映員埋好兩根粗壯竹竿，將銀幕緩緩拉上。直到村幹部催著放映映員洗手吃飯了，他們還在看著空空的銀幕，猜想著那上麵將會出現什麼故事。燈光暗下來，在人們的腦後便有一道白光投在前麵的屏幕上。通常正片之前是幻燈片，比如“最高指示”或者科學種田之類，放映員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做現場解說，然後加演中央新聞紀錄片廠的《新聞簡報》短片，之後才能播放正片。

電影，將人們帶到了一個夢裏。這時我們才可以看見殘酷的戰爭，美麗的異國風景，跌宕起伏的故事……待換片間隙，燈光亮起來，我們才發現，其實我們麵前就是一塊簡單的白布。整個過程多麼象夢境，難怪好萊塢要把自己叫作造夢的工廠。

孩子們湊在一起更專注於對情節的猜測。看到穿著旗袍、燙著卷發、手夾香煙的女人， 他們就嚷起來，“女特務!”果然那個女人真是特務;一隻膏藥旗晃動，緊張的音樂響起，他們立刻斷定“鬼子來了!”果然，隨著幾把刺刀閃現，日本兵貓著腰走向了八路軍伏擊圈……孩子們有自己的判斷是非標準，比如正麵人物出場，我們會不分國界地一律稱之為“咱中國的……好人……”不管什麼類型的反派人物一露麵，立刻叫到“小鬼子……壞蛋……”隻有電影，才能讓這幫“皮的沒邊”的孩子們老實一會。

村裏放電影是件盛事，家長大都派孩子往鄰村親戚家送個信，周邊三裏五村、男女老少聞訊前來，場麵煞是熱鬧!記得那時看過的電影，具有很深的時代烙印。除了反複放映的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以及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幾個樣板戲之外，再就是時代痕跡很重的故事片《青鬆嶺》、《火紅的年代》、《戰洪圖》、《紅雨》等，偶爾也會放映朝鮮、阿爾巴尼亞、前蘇聯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口片《賣花姑娘》、《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寧死不屈》、《海岸風雷》、《列寧村在1918》、《列寧在十月》等。盡管是同一塊電影，人們能跟著電影隊連轉數個村子，夜間步行十幾裏路到外村去看電影很正常，小孩子跟著大人看電影夜行軍是從不叫苦叫累的，以至於一部影片連看十幾遍後，台詞對白都能爛熟於心!有一次，放映員不知是拿錯了，還是喝高了，換片時錯把第四本接到第二本上，我們立即在下麵起哄，大叫“放錯了、放錯了……”

孩子的好奇心最重，總想弄明白電影是怎麼做成的。看電影總以能靠近放映機為自豪，通常天還沒有黑，我們先在放映場地用瓦片劃線，劃分勢力範圍，再搬上些石頭、瓦塊占上好位置。看一會兒電影，就扭頭朝放映機看去，總想搞明白那兩個勻速旋轉的膠片盒子，通過那個黑匣子為什麼就能產生一個個美妙的故事，為什麼有時是黑白片，有時又是彩色片;銀幕的背麵能不能看到人的後背。記得有一次看到偷地雷的鬼子倉皇逃進莊稼地，我們趕緊跑到銀幕背麵去找，結果也是莊稼地，失落了很長時間……

這個世界有了光，然後有了影。電影是一種能夠將光影關係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現代發明。許多年後，當我在北京廣播學院電視係學習攝影時，北京電影學院的劉永泗教授(張藝謀的導師)給我們上了幾天生動形象的攝影課，他揶揄道：什麼是電影?就是一個騙子指揮一些瘋子在欺騙一群傻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導演是騙子、攝像是騙子的幫凶。你們將來也是騙子的幫凶。滿堂學生皆會意地大笑。

不管怎樣變換，電影仍是我們這一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美好記憶。直到現在，偶爾我也會到影院裏去親身感受那聲光電的組合，那美妙的環繞立體聲，那美輪美奐的高清畫麵，仍是電視無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