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 去 的 背 影——讀《西南聯大行思錄》劄記
名作品讀 更夫
西南聯大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獨特的大學之一。“七七”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決定，北大、清華、南開遷往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次年8月，因戰事日緊，遷往昆明，組成了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正式結束。聯大八年是整個中國知識界二十世紀最值得追憶的時段之一，在民族危亡、生靈塗炭的大背景下，那一代知識者勇敢地擔負起了曆史的重托，承繼著民族的薪火，用風骨與才情、熱血與淚水繪就了一幅永不褪色的淒美畫卷。張曼菱女士的 《西南聯大行思錄》則生動地展現了這一畫卷的全景。
一
西南聯大校舍是極其簡陋的，遠不能和今日大學相比。本來就是簡陋的校舍，又屢遭日本人空襲及風雨侵蝕，以至於經常漏雨。在圖書館看書要打傘，在寢室裏睡覺也要張著傘。教室好一點，是用鐵皮做的屋頂，比茅草屋頂的宿舍而言，防漏雨的功能好一些，但也有問題，一下雨便叮叮咚咚亂響。一位教授正上課時，下起了大雨，幹脆宣布：停課，賞雨。女生宿舍好象好一些，叫南院，原是一所大廟改成，留有著古廟的肅穆與陳舊，裏麵原來還有些泥塑菩薩像和關公像。可是不久就被敵人炸壞了。關公殿裏隻剩下了周倉的頭。有時，女生們在欄杆旁邊念書，不小心會被周倉圓瞪瞪的眼睛嚇一大跳。
隨著國土的大片淪陷，聯大師生們的生計便成了大問題，他們在校外“打工”便非常普遍和正常。在昆明，幾乎每一個商店裏麵都有聯大的學生在兼差，每一所中學都有聯大的師生在兼課。汪曾祺當時就和他的老師朱自清先生在同一所中學代課。聯大的部分教師曾經試圖發揮特長，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據聯大教授馮友蘭回憶，他也參與其中，寫上幾幅去賣，可是生意並不佳。而其夫人則別出心裁，在一個小學的門口架上一口油鍋，賣起了麻花。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女士原也準備在街上支個爐子現做現賣蛋糕，後來礙於校長的麵子，把糕點作坊放到了地質係一位教授的家中，糕點取名 “定勝糕”。每天做成之後，她挎著籃子，步行四十多分鍾到冠生園去變賣，由於路走得多，以至於腳都磨破了，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賣的時候，隻是自稱姓韓。風雨無阻地奔波，也算能對家中有些幫助。有時家裏來人，梅夫人就用自己所做的 “定勝糕”來接待客人。
老師們住宿條件也很差，費孝通一家就住在一個農戶的豬圈上麵。房東很大方，在租金上並不計較。可是，當費孝通提出豬圈能否換個地方時，房東就很為難，表示說：豬的收入比全部房租要多上幾倍。後來，等到連房東的柴火房裏都住滿了人的時候，費孝通心裏就釋然了許多。因為，住在豬圈上的廂房簡直就是二等包廂。
二
西南聯大的師生是由北京、天津輾轉南下，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而後才遷往昆明的。在遷往昆明的過程中，有一支是從長沙出發的“步行團”。組成這支“步行團”的另外一層意義是：戰時整個大學多從境外繞道撤退，也必須有一些人從國內撤退，以維護中國大學的尊嚴，師生們風餐露宿，跋山涉水，穿過湘黔滇萬水千山。當時，中國的大西南貧瘠而落後，但師生們一路走來，感受到的卻是中國人的“民氣”。當他們走到深山裏極偏僻的的小村鎮時，迎接他們的不僅有純樸的笑臉，熱情的話語，殷切的目光，還有那飄揚在竹樓上的國旗。台兒莊戰役勝利的消息傳到窮鄉僻壤後，師生們和當地居民冒雨舉行了祝捷大會，時為團員、哲學家任繼愈先生深深地為這一切所感動。多年後，他回憶到：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願當亡國奴。當時這種生活百姓就很艱難，也很痛苦，但能忍受，可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這就有誌氣，是民族誌氣!時為團員的詩人穆旦寫下了著名的詩篇：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雞鳴和狗吠，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著幹燥的風，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到的人民啊，
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馮友蘭是從北京和同事一起南下的，路過鄭州時，碰到了南渡的教育家熊佛西。熊佛西麵帶憂戚地說：“北平有許多人都離開了，狗沒法帶，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聽罷，滿目淒然，道：“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啊!”
說到西南聯大，不能不說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因為正是他們為西南聯合大學設計了校舍。當時他們也棄家南渡，隻帶了幾箱資料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多年經營的小家，隻好棄之不顧。醫生警告多病的林徽因，說她的身體難以承受千裏奔波之苦，但林卻無奈地、悲壯地回答：“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二十天之後，才從北平輾轉到了長沙。八年過去，臥病在床的林徽因終於等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當女兒梁再冰氣喘籲籲地跑回家中，告訴媽媽抗戰勝利了，外麵正在遊行的消息時，林徽因“聞之狂喜”，大有“積屙頓失”之感。可是，身體過於虛弱的她無法步行，便請幾位好友臨時捆紮一副滑杆，自己坐在上麵，由幾位同事抬起，加入到遊行的隊伍中。在遊行的隊伍中，看到欣喜若狂、滿臉塵土與汗水的人們，林禁不住熱淚盈眶，痛哭失聲。
中國核事業先驅之一，聯大教授、物理學家趙忠堯先生在南渡時，冒著生命危險帶了一份珍貴的材料：50毫克放射性鐳。這是英國劍橋大學盧瑟福博士特別贈給中國的，這在全世界都是極其珍貴的高能物理材料，幾乎是當時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在日本已進入清華園之際，這份材料如果落入日本人之手，後果不堪設想。在夜幕中，趙先生和梁思成一起潛入清華園，帶走了它。趙先生把盛裝鐳的鉛筒放在一個鹹菜壇子裏，夾雜在逃難的人群中一路南逃。為了躲避日偽軍的盤查和兵匪的打劫，他晝伏夜行，幾乎丟掉了所有的行李，隻有手中的鹹菜壇子與他形影不離。一個多月後，當衣衫襤褸、蓬頭垢麵的趙忠堯拄著一根木棍，懷抱鹹菜壇子趕到長沙臨時大學報到時，工作人員竟以為他是一個乞丐而未加理睬。正解釋時，恰遇路過的梅貽琦校長。趙先生一聲低沉沙啞的“梅校長”，令一向穩重內斂的梅貽琦先是一驚，繼而淚水湧出了眼眶。
趙先生的學生，“兩彈之勳”鄧稼先當時還是個中學生，日本人占領北平後，常逼著人們為他們的所謂勝利開慶祝會。鄧稼先將手中的日本國旗撕碎，扔在地上再用腳踩上，隨後，逃往昆明，考入西南聯大物理係。二十年後的1958年，鄧稼先告訴夫人許鹿希，說：“我今後的生命就交給今後的工作了，為了幹好這件事，就是為這死也值得。”聽了這話後，許鹿希就哭了，明白了一切。而她父親，年高德勳的許德衍卻一點也不知情，直到1964年原子彈爆炸後。許鹿希回憶起當時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先生來父親家做客時的場景：
嚴先生到我家裏，我爸爸就說，搞出原子彈來太好了。他問嚴先生是誰有這麼大本事把中國原子彈搞出來了?嚴濟慈先生就笑得要命，哈哈大笑，說：“你問我?你去問你女婿啊。”
而鄧稼先卻英年早逝，去世時僅62歲。鄧早逝的原因，即是他在長期的忘我工作期間，身體大量地接受了核輻射。鄧稼先最後的留言是：“我死而無憾。”
三
那是一個國破家亡、戰火紛飛的時代，那是一個民不聊生、淒風苦雨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裏，那一代的知識者卻保持了特有的品質，直到最後，也不失品格，不失本色。
聞一多先生南渡時，帶著的是幾個孩子，另外還帶著《詩經》，帶著手稿。在逃難途中，碰到了詩人臧克家，臧問聞：“你那些書怎麼辦?”聞答到：“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麼?”當然，聞一多先生還帶著刻印的工具。在那個時期，他自製的印章為：“其愚不可及。”張曼菱女士的03manbetx 極為精到，認為這的確是“觸到了聞心靈性格的深處。愚，是一種單純，一種純淨。”
才情迥異而同樣純淨的還有金嶽霖先生。金的超然無為的學者風度令人羨慕。哲學家殷海光先生就非常崇拜他。殷把金的書扔到地上，問圍觀者，聽到沒有?擲地有聲。我以為，汪曾祺先生也是很崇拜他的。據有人考證，汪的名文《跑警報》中那位在空襲中隻帶著一隻很小的手提箱，手提箱中裝著情書的人，就是金嶽霖先生。林徽因去世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感到納悶，金先生為什麼請客?客人到了以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林去世幾年後，金還去其墓前靜靜獨坐。金終生未娶。
“其愚不可及”的可貴處，還在於那一代人有著獨特的風骨。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下，特別是昆明“一二一”學潮後，梅貽琦先生一直是挺身而出，想盡辦法來保護學生。校常委傅斯年先生登門指斥國民黨雲南警備司令關麟征：“以前你是我的朋友，學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殺了我的孩子，從此，我們不再是朋友”，迫使關向蔣介石“自請處分”，之後被“停職議處”。哪怕是對於著名的反對派吳晗，在當局下手時，梅先生也敢於犯上，為之辯護，並設法幫助他逃離了險境。
這種“愚不可及”的風格，在解放後，甚至在“文革”期間，還在聯大人身上執拗地體現。據聯大學生何兆武先生回憶，1955年，全國批判胡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開700人大會批判胡風，由郭沫若主持。《人民日報》報道說：“會上胡風分子呂熒企圖為胡風辯護，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駁斥”，當場就被轟下了台。在那種場合，居然有人敢於站出來公開為之鳴冤叫屈，其風骨可見。呂當時就被定為胡風分子，後被迫害致死。呂熒，原名何佶，著名美學家，何兆武先生的學長。
還有著名的國學大師吳宓。據嶽南先生《南渡北歸》記載，建國後，吳宓屢遭迫害。1974年，中國開始了批林批孔運動，時在西南師範學院的吳宓又被拉來批鬥。當問及其對林彪的“克己複禮”和“批孔”如何看時，他老先生居然回答：“‘克己複禮’是很高的文化標準”，又說孔子不能批，“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雲雲。結果則是可想而知，被痛打一頓後，押去遊行示眾。
抗戰勝利了，聯大到了解散的時候。1946年5月4日，正是“五四”紀念日，西南聯大召開了最後一次大會——結業典禮，師生們依依惜別，勞燕分飛。哪知此後，烽煙又起，戰火連天。三年內戰後，師生們或偏居台灣，或流亡海外，或留在大陸，自此天各一方，星雲流散。
感謝張曼菱女士的這本書，給我們塑造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群體雕像，可是他們已離我們越來越遠。眺望他們遠去的背影，不禁令人扼腕長歎，惆悵不已：斯人遠去，再無大師。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5月10日夜於淮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