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生:能多讀點書，真好

學校一些老師結社讀書，十天半月，有空了，用兩三個小時在一起交流讀書感悟，茶水自帶。各學科老師都有，話題是教育教學，也讀小說，看閑書。有人建議，教師自覺學習，好事呀，行政上表示一下，發點書券什麼的。老師們說，謝謝，不用了，讀書是自己的事，和吃飯—樣。因為組織鬆散，活動時，會有三五學生坐在稍遠處，聽老師們說些什麼，有家長聞知，悄悄來旁聽，記下老師讀了些什麼書，回去也買。外校的老師聽說，有來聯係旁聽的，更有趣的，有位女教師的先生說，別冷落了我，我也要參加。有位老師在讀書社受到啟發，在家裏宣布，我們家每星期活動一次吧，同讀一本書，星期六晚上交流。
果然是人以群分。但凡娛樂之事，這些老師好像都不大在行，不會喝酒，不會打牌，甚至也不 “刷屏”。也沒人從事有償家教。教師什麼樣，學生就有可能成什麼樣。老師熱愛讀書，學生跟真正的讀書人在一起，就有可能成為閱讀者和思想者。
不管現實怎樣，人總會懷著些美好的願望。比如，我總認為如今是讀書的好時光。我到這個年齡，看到那麼多湧過來的書，總是百感交集，覺得自己可憐：該讀書的年代沒書讀；後來有機會讀一些書了，沉重的工作壓迫著，雖然抓住了一點時間，讀得很不夠；退休了，可以讀些書了，視力卻不行了，記憶力也在衰退。“文革”時期，正值青春年華，然而那時想讀書就是罪過。我插隊時，得知知青朋友有幾本書，跑十幾裏路，到了那裏，回說，已經借給另一個人啦。這還算是有著落的，還有下回。有時辛辛苦苦摸索到那村子，門上掛一把鎖，被雨淋鏽了，人不知哪兒去了，甚至門前草已有一尺高了，隻能失望而歸。說起這些舊事，學生會問：“那你為什麼不先打個電話呢?”我說：“真聰明，虧你沒問我為什麼不帶手機。”1970年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青少年不知道，也想象不出。如今書店或圖書館裏的絕大部分書，按當年的標準，都是禁書，當年隻要能得到一本書，我們能戰勝饑餓，能忍受苦役般的勞動。
人被強行壓迫在愚昧中，而向往文明的願望掙紮著往上浮。這個比方未必恰當。我認為自己孤陋寡聞，是隨著自己的讀書經曆感受到的。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的知識太少，不但少，結構也不合理。我們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完整，靠著一點點求知欲而浮起，勉力為之，也不過是現在這個樣子。
有位忘年交教授朋友說，他有生以來動念想結束生命隻有兩次，一次是政治運動迫害，他熬過來了；第二次是患老年黃斑病變，沒法閱讀了。夫人真辛苦，每天找文章讀給他聽，但他說：“那隻是獲得信息，不是閱讀，更不是生命的享受。”
我總是對老師學生說，也對學生家長說，還是盡可能讀些書吧，麵對種種誘惑，能抗拒一步就守住一步。年輕時多讀些書，打點底子，年老時不至於空虛無聊。
話也隻能說到這裏了，讀不讀書，是自己的事。有一年，到某地去談教師的閱讀問題，下午座談前，問鄰座的老師，今年讀了些什麼書，他很誠實地回答我“學校沒發”，遂感到無話可說，說了也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