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敏:兒時趣事

與音樂結緣

記得是八、九歲的時候，手裏當時不知怎麼有了五毛錢。在一個星期天，獨自走了二十多裏山路，來到白水縣城，摸索到《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戰地新歌》攥在手裏，舍不得喝一、二分錢的一杯汽水。一路聞著新書的墨香，直到後半晌才滿臉是汗地回了家。自此，一顆愛音樂的心便被勾了起來。沒有樂器，便用泡桐的枝幹，砍削、打眼，做成笛子，吹出來唔哩烏拉的響，最多算一支能吹響的玩具。過後又從一個王姓大伯家裏討來一支廢棄的二胡骨架，從隊上飼養室喂養的馬身上偷來馬尾巴毛，毀壞了一個不知名的機具拽下鋼絲，僅憑想象侍弄成的二胡，拉起來也不成音色。有了這自製的兩樣樂器，一有空，自己便一個人躲在屋子裏，裝模作樣一會兒吹吹笛子，一會兒搖頭晃腦地拉拉二胡，玩得不亦樂乎。

別人是按樂譜唱歌詞，我反過來用歌詞唱樂譜，仔細琢磨每個音階的高低、長短，體會樂譜中基本的樂理知識和規律。我認識鄰村一位老人，不識簡譜，卻拉得一手好板胡。直到現在，自己愛音樂的心一直未老，現在流行的歌曲《默》，也是信手拈來，張口就唱。

義務勞動

那時講究開門辦學，即便我們小學生也經常參加生產隊的義務勞動。扛著紅旗，敲鑼打鼓，唱著“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排著整齊的隊伍，浩浩蕩蕩去山溝裏撿拾羊糞。一到山溝裏，大家興高采烈，呼朋喚友，采摘野果的，爬山上樹的，下河摸魚的，攆兔捉蛇的，大呼小叫，一下子全亂了，老師吼啞了嗓子，也招呼不過來，以後便不輕易往山溝裏去了。那次我們照例去采摘棉花，班裏隻有我年齡小，摘得慢。同學們早到了地頭，嘰嘰喳喳議論誰摘得多、摘得淨，我最後一個到了地頭，同學們全圍了上來。不看則已，一看拍腿打手哄然笑了起來，有幾個忙著跑去告老師。我滿臉疑惑，不知所措。原來，我把白花花的棉花扔到了地裏，半籠子全是棉桃的空殼。老師過來一看，也笑了，還沒等說我，我便“哇”一聲哭了。

大一點的時候，放暑假，父親便讓我跟著社員去犁地。開始的時候，興致很高，早早到飼養室占好牛。所謂好牛，就是骨架好、力氣壯的牛。每次去，牛還在槽上未牽出，常常挨飼養員的罵。那天，正犁著地，天空陰雲密布，電閃雷鳴，一陣涼風吹過，銅錢大的雨點直砸了下來。我正在半地裏，看見別人正忙著在地頭卸牛回家，我也慌了。忙掉過頭往回趕，剛剛到了地頭，牛肚帶還沒解利索，平日馴服的牛忽然箭一般順路狂奔，往回跑了。雨越下越大，我身材瘦小，隻能一肩扛著犁頭，一肩背著牛跟頭，在泥濘的路上怎麼也走不動，臉上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嘩嘩往下流。真想不到，好的牛不光地犁得快，往回跑得更快。

回到飼養室，雨也住了。我渾身淋得如落湯雞一般，累得氣喘籲籲。那頭牛早被飼養員牽到了槽上，悠閑地吃著草。看著我落魄的樣子，它正瞪著牛鈴般的眼睛，好像在嘲笑我。

地道戰

村子裏有一條拐彎抹角的地道，是“備戰、備荒”的產物。“備戰、備荒”沒排上用場，倒成了孩子們玩耍“打仗”的好所在。

每天放學，由“頭兒”將男孩子們分成裏外兩組，各自忙忙地撿拾土坷垃作為攻擊武器。等到忙活停當，“頭兒”一聲“開始戰鬥”，土坷垃便雨點般飛起來，裏麵的朝外邊扔，外邊的朝裏麵扔。一陣激烈的攻擊之後，估摸裏麵的土疙瘩差不多了，外邊幾個膽大的貓著腰，手裏晃著小木刀，叫著喊著衝了進來。不料這時一顆土坷垃正好砸在一個孩子的頭上，孩子立馬抱頭嚎叫起來。聽見有哭聲，“戰鬥”立即停了下來。“頭兒”忙把哭叫的孩子拉出去一看，也傻了眼。孩子的頭上起了個大青包，而他的爸爸正好是我們的班主任。“頭兒”也沒了更好的辦法，隻是在受傷的地方輕輕揉了幾揉，大家也一塊連安慰帶嚇唬，央求他千萬別告訴他爸，要不以後組織“打仗”，就不要他玩了。第二天上學，我們個個心裏七上八下，忐忑了一天，好不容易熬到放學，終於平安無事。

兩顆山桃

村邊的山坡上，長著一棵歪脖子的山桃樹，每天上學都要經過它的旁邊。那天中午，我喚鄰居小廉一塊兒上學，估摸著時間還早，兩人便溜到山桃樹下胡瞅，我知道這棵山桃樹不知被別的孩子騷擾過多少回了。忽然我驚喜地看見就在樹的梢頭，濃密的樹葉裏，隱約露出兩顆山桃。眼尖的小廉也同時看見了，不由分說，兩人嚷著爭著往上爬。這棵山桃樹本是斜出，梢頭樹枝又細，兩人隻顧往上爬，不料“哢嚓”一聲，樹枝折斷，帶我們倆一塊兒摔在山坡上，滾出去好遠。我的一隻鞋不知掉到了哪裏，小廉的屁股被樹枝掛破了口子，流著血。我們仍邊哭邊在草叢裏找那兩顆山桃。小廉用手捂著屁股的傷口，邊哭邊嘟囔：“是我先看見的。”兩顆山桃終於沒有找到。一會小廉被他的媽媽罵著帶去赤腳醫生那兒包紮，扭過頭哭著對我說：“還要給老師請假哩。”我忙說：“請假條我替你寫。”就是那次寫請假條，我把“高老師”寫成了“高老帥”，挨了老師一巴掌。事後小廉知道了，賠給我了一把花生。吃著又香又脆的花生，心裏樂滋滋的：味道簡直比山桃好多了。

一碗幹撈麵

那天天氣又熱又悶，我正在家看小人書，會民約我去摘酸棗。北溝南大伯的窯背上，長著一排胳膊粗細的酸棗樹，每年秋天，上麵紅紅的酸棗惹得人嘴饞。誰知下麵夠得著的地方，全讓孩子們摘淨了，最上麵的酸棗我們怎麼努力也夠不著，兩人很失望，也很無聊。會民突然對我說：“你敢往下尿麼?”我看了看望不到底的窯背，有點心虛地說：“咋不敢?”說著褪下褲子就往下尿。一泡尿沒尿完，隻聽下麵立馬有人大聲罵起來。一隻大黃狗帶著一隻小狗崽，齜牙咧嘴隨即也叫著竄了上來。我嚇得邊提褲子邊往玉米地跑，會民大我幾歲，早不知藏到哪裏去了。

晚上回家，媽媽絮絮叨叨罵個不停。說南大媽找了她，說我淘氣往她家裏撒尿。當時她正盛了一碗幹撈麵，坐在窯門前準備吃，誰知我的尿不偏不倚剛好落到碗裏，還濺了她一臉。發現是我，說是孩子們在淘氣，舍不得倒掉，最後攪了幾攪，仍舊吃了。那時節，一碗幹撈麵可不是想倒就能倒得的。過了好長時間，南大媽端著簸箕在村子裏給孩子們發葡萄吃，見了我，還笑罵我。

東方紅

那時大人們很是辛苦，白天勞累一天，晚上還要上政治夜校學習。住隊幹部組織大家學《毛選》，特別是《老三篇》，我也能背上幾段，有時還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一次學習之餘，眼見大家累得發困，為了活躍會場氣氛，也是為了檢驗教唱效果，住隊幹部點名讓大家獨唱。那次竟點到了李大伯。李大伯是快七十歲的人了，平日沒人的時候隻會偷著哼唱幾句不著調的秦腔，又不識字。見點到他，李大伯忙摁滅手裏的旱煙，站起來小聲說：“我是老漢，我不會唱。”住隊幹部聽說不會唱，吼道：“胡說!誰說老漢就不唱革命歌曲了。《東方紅》你總會唱吧。”

李大伯扭捏了半天，模樣真比上吊還難。看來不唱又不行，便使勁咳嗽了兩聲，噴出的全是濃烈的旱煙味。“東方紅，太陽升。”李大伯隻唱了一句，便忘詞了。住隊幹部的臉繃得更緊了，這時大家都低著頭，一聲不響，生怕點到自己，連小孩子也停止了打鬧。不知是李大伯真的忘詞了，還是過於緊張，他冷不丁嘣出了一句“中國出了個毛皇上”。此句一出，全場嘩然。住隊幹部的臉這時全變成了血紅，他聲嘶力竭地喊道：“好啊!你這個貧農，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一點無產階級感情。竟然把毛主席比作封建社會的皇上，你居心何在?這不是小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是階級鬥爭在我們村的新動向。”我分明看見李大伯全身發顫，抖個不停，連旱煙袋都拿不住了。事後，聽說李大伯連夜被基幹民兵帶走了。

從此，每次大隊召開批鬥會，都要點李大伯的名。而點他名的人，正是他的二兒子擔任民兵連長的李衛國。李衛國總是對著擴音器大聲吼：“李彥貴!李彥貴來了沒有?”李大伯顫巍巍站起來，答聲“到”，隨即走出人群，自覺站到大會前預備好的凳子上。後來聽說李大伯終於丟不起這人，也經不起一次又一次批鬥的折磨，連氣帶怨，在自家的土窯裏，一根繩子上了吊。

防震

七六年那場大地震，我們年齡還小。村裏廣播那陣子不停提醒讓人預防地震。全村人那晚全惶惶然集中在一塊，飼養室的牛、馬、驢、騾全牽了出來。

忽一日，接到通知說又要地震，讓大家趕快預防。說是預防，其實一點預防措施也沒有，人們隻是三三兩兩聚到一起，說著笑著，等著地震。我想著：要是地震，什麼都全完了。便偷偷溜回家裏，摘了兩個紅紅的蘋果，又打開媽媽的櫃子，懷裏揣了一雙自己的新鞋，才滿心歡喜地跑了出去。

那天一直等到後半天，還是沒有等到地震，但防震是必須的。於是，家家用玉米秸搭起了防震棚，散落在空曠的野地裏，風一吹，呼啦啦地響。村裏人忽然居住在一起，氣氛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孩子們瘋也似的打鬧、玩耍，覺得既新鮮又好玩。不知什麼原因，當晚就有幾家的防震棚著了火。大人、小孩，喊呀叫呀，罵呀哭呀，一片混亂。這家的火還沒滅，那家的火又起。整得一村人折騰了一晚上。

那段住防震棚的日子，是我們孩子最快樂的時光。隻是父親每晚依舊睡在家裏窯洞的土炕上，怎麼勸說都不頂用。他說：“它地它的震，我睡我的覺。”

兒時發生的故事很多很多，帶著那個時代的特色，有苦有酸，有笑有甜。至今回想起來，仍是曆曆在目、難以釋懷。多少次，一個人回想著過去，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也告誡那個時代的所有人：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