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三條河 | 閻連科
生命與時間是人生最為糾結的事情，一如藤和樹的纏繞，總是讓人難以分出主幹和蔓葉的混淆。當然，秋天到來之後，樹葉飄零，幹枯與死亡相繼報到，我們便可輕易認出樹之枝幹、藤之纏繞的遮掩。我就到了這個午過秋黃的年齡，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從曾經旺茂的枝葉中裸露出的敗謝與枯幹。甚至以為，悅然讓我寫點有關作家與死亡、與時間的文字，對我都是一種生命的冷涼。但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對她與寫作的敬重。還有一個原因，是朋友田原從日本回來，告訴我了一個平緩而令人震顫的訊息，他說穀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談到生命與年歲時說到：“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
富有朝氣、卓有才華的詩人兼翻譯家田原，年年回來總是給我帶些禮物。我以為他這次傳遞的訊息，是他所有禮物中最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亞洲文學，或說世界文學，大江健三郎、穀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樹，約是最為醒目的鏈環。他們三個人中，詩人穀川俊太郎年齡最長，能說出上邊的話，一是因為他的年歲，二是因為他的作品，三是他對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於一個作家而言，關於時間、關於死亡、關於生命，可從三個方麵去說：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時間，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時間，三是他作品中虛設的生命時間。
自然的生命時間，人人都有，無非長短而已。正因為長短不等，有人百歲還可街頭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閃逝。這就讓活在中間的絕大多數，看到了上蒼對人的生命之無奈的不公，滋生的人類生命本能最大的敗腐，莫過於對活著的貪求與渴念，因此膨脹、產生出活著的無邊欲望和對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屬於這絕大多數中最為典型的一個。在北京，最怕去八寶山那個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見癱坐在村口曬陽的老人和病人。十幾年前，我的同學因為腦瘤去世，幾乎所有在京的同學，都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唯獨我不敢去那兒和他最後見上一麵。可是結果，大家去了，在傷感之後，依然照舊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卻每天感到隱隱的頭痛頭脹，嚴重起來如撕如裂，於是懷疑自己也有腦瘤，整整有半年時間，不寫作，不上班，專門地托親求友，去醫院，找專家，看腦神經、腦血管和大腦相關的各個部位。單各種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醫院和專家，也都不惜你的錢，看見小草就說可能會是一株毒樹，不斷地引領你從感冒的日常遙望癌症的未來，直到最後在北京醫院求見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腦瘤專家，他在比對中看完各種片子，淡淡問我：“你看病自費還是報銷?”我說：“全是自費。”他才朝我一笑，說你的頭痛頭脹，還是頸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頸椎病按摩去吧。
實話說，我常常為死亡所困，不願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現實中以什麼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義。躲避這個問題，如史鐵生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想清弄明的執著一樣。比如寫作，起初是為了通過寫作進城，能夠逃離土地，讓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些，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樣。後來，通過寫作進城之後，又想成名成家，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周圍的人有所差別。可到了中年之後，又發現這些欲望追求，與死亡比較，都是那麼不值一提，如同我們要用一滴水的晶瑩與大海的枯幹去較真。
誠實坦言，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超越對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裏就有種灰暗的疼痛。會有種大腦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兩三年前，北京作協的老作家林斤瀾先生因病謝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回來後還連續三個晚上失眠煩惱，後悔不該去那個到處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現在，弄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繼續寫作，我就對人說：“寫作是為了證明我還健康地活著。”我不知道這句話裏有多少幽默，有多少準確，隻是覺得很願意這樣去說。因為我不能說：“我寫作是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樣會覺得太過正經，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寫作，把一個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學聯係在一起時，我實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為貼切、更為準確，又可信實的某種說辭。
我常常在某種矛盾和悖論中寫作。因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寫作，而又在寫作中反複地、重複地去書寫死亡。我說《日光流年》是為對抗死亡而作，其實也可以說是因恐懼死亡而悠長的歎息。《我與父輩》中有大段對死亡淺白簡單的議論，那也其實是自己對死亡恐懼而裝腔作勢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麼時間、在什麼年歲可以超越對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穀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歲時說了“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那樣的話，讓我感到溫暖的震撼。這句對自然生命與未來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會像一粒螢火或一線燭光，在今後的日子裏，照亮我之生命與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讓我敢於正視死亡，如正視我家窗前一棵樹木的歲月枯榮。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視為一條某一天開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於作家、詩人、畫家、藝術家等等相類似的人而言，從這條河流會派生出另外的一條河流來。那就是你活著時創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時間。曹雪芹活了大約四十幾歲，而《紅樓夢》寫就約近二百五十年，似乎今天則剛入生命盛期。沒有人能讓曹雪芹重新活來，腐骨重生，可也沒有人有能力讓《紅樓夢》消失死去，成為廢紙灰燼。卡夫卡四十一歲時生命消失，而《城堡》、《變形記》卻生命漫延不衰，歲月久長久長。
他們在活著時並不知自己的作品會生命久遠，宛若托爾斯泰活著時，對自己的寫作和作品充滿信心。一個畫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長命百歲，並不等於他不理想著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個作家之所以要繼續寫作，源源不斷，除了生存的需求，從根本去說，他還是相信，或者僥幸自己可以寫出好的、乃至偉大的作品來。如果不怕招人謾罵，我就坦然我總是存有這樣僥幸的莽撞野願。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與願違，倍力無功，如一個一生長跑的運動員，到死你的腳步都在眾人之後。你的衝刺隻是證明你的雙腳還有力量的存在，證明你在長跑中掉隊但沒有選擇放棄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魯迅歌頌的“最後一個跑者”罷了。
在中國作家中，我不是寫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寫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擠在跑道上沒有停腳者的一個。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後，可以坦然地站在高處，麵對夕陽，平靜而緩慢地自語：“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因為他們在時間中證實並可以看到自己作品漫延旺茂的生命，而我於這些證實和看到的，卻是不可能的一個未來。何況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閱讀的時代。何況已經有人斷言宣布：“小說已經死亡!”在我來說，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長的生命力，隻希望上一部能給下一部帶來寫作的力量，讓我活著時，感到寫作對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義。
今天，不是文學與讀書的時代，更不是詩歌的時代，可穀川俊太郎的詩在日本卻可以每部印至三萬餘冊，一部詩選集印刷五十餘版，八十多萬冊，且從他二十歲到七十九歲，六十年來，歲歲暢賣常賣。這樣我們對詩人已經不可多說什麼，就是聶魯達和艾青還活著，對今天日本人癡情於某位詩人的閱讀，也隻能是默默敬仰。這位詩人太可以以“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的姿態麵向未來。而我們一生對寫作的付出，可能隻能換回當年爛俗的保爾·柯察金的那句名言：“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如此虛胖的豪言，也是寫作的一種無奈。作品的存世，隻能說明我們活著的方式。希望自己寫出傳世之作，實在是一種虛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氣的磚瓦，去砌蓋未來的樓廈。但盡管明白如此，我還是要讓自己像堂吉訶德一樣戰鬥下去，寫作下去，以此證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種方式。“決然不求寫出傳世之作。一切的努力，隻希望給下一部的寫作不帶來氣餒的傷害。”這是我今天對寫作、對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條約。
努力做一個不退場的跑者，這是我在戰勝死亡恐懼之前的一個卑微的寫作希望。
有一次，博爾赫斯在美國講學，學生向他說：“我覺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實的，不可思議的。”博爾赫斯對那學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實。有一天我們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還活著。”這件事情說的是人物的真實和生命，也說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從另一個側麵說，探討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內部時間。作家從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從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內部的時間和生命。作品無法逃離開時間而存在。故事其實就是時間更為繁複的結構。換言之，時間也就是小說中故事的命脈。故事無法脫離開時間而在文字中存在。時間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現，是小說的特權之一。
二十世紀後，批評家為了自己的立論和言說，把時間在小說中變得幹枯、具體，如同呈現在讀者麵前的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似乎時間的存在，是為了寫作的技術而誕生;似乎一部偉大的作品，從寫作之初，首先要考慮的是時間存在的形式，它是單線還是多線，是曲線還是直線，是被剪斷後的重新連接，還是自然藤狀的表現。總之，時間被擱置在了技術的曬台上，與故事、人物、事件和細節剝離開來，獨立地擺放或掛展。時間欲要清晰卻變得更加模糊，讓讀者無法在閱讀中體會和把握。而我願意努力的，是與之相反的願望和嚐試，就是讓時間恢複到寫作與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時間成為小說的軀體，有血有肉，和小說的故事無法分割。我相信理順了小說中的時間，能讓小說變得更為清晰。
在理順之後，又把時間重新切斷整合，會讓批評家興趣盎然。可我還是希望小說中的時間是模糊的，能夠呼吸的，富於生命的，能夠感受而無法簡單地抽出來評說晾曬的。我把時間看做是小說的結構。之所以某種寫作的結構、形式千變萬化，是因為時間支配了結構，而結構豐富和奠定了故事，從而讓時間從小說內部獲得了一種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樣。人的命運，其實是時間的跌宕和扭曲，並不是偶然和突發事件的變異。我們不能忽視小說中的人生和命運裏時間的意義。時間在根本上左右著小說，隻有那些膽大粗疏的寫作者，才會不顧及時間在小說中的存在。理順時間在小說中的呈現，其實就是在亂麻中抽出頭緒來。有了頭緒，亂麻會成為有意義的生命之物。沒有頭緒，亂麻隻能是亂麻和垃圾堆邊的一團。
我的寫作，並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樣，要從內容開始，“寫什麼”是起筆之源。而恰恰相反，“怎麼寫”才是我最大的困擾，是我的起筆之始。而在“怎麼寫”中，結構是難中之難。在這難中之難裏，時間的重新被條理，可謂是結構的開端。所以，我說“時間就是結構，是小說的生命。”我用小說中的時間去支撐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豐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樣式和意義。反轉過來，在自然生命中寫作，在寫作中賦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這些作品內部虛設的時間中，讓時間成為故事的生命。這就是一個作家關於時間與死亡的三條河流。生命的自然時間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時間;作品中的虛設時間獲得生命後反作用於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後才可能讓一個作家在年邁之後，麵對夕陽，站立高處，可以喃喃自語道：
“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