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清潔煤技術治霾漸成共識　但很複雜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未來五年中，治理大氣汙染要取得明顯進展，地級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超過80%，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成為關鍵詞。

　　本次“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表示，當前情況下，散燒煤和不清潔的煤是造成中國城市霧霾或者東部霧霾的主要原因。秦大河認為，“防治霧霾，煤的清潔利用是關鍵”。這一點得到了環保部長陳吉寧的呼應，他在參加山西代表團審議時也表示，“過去人們一說到煤炭就感覺很髒，現在要為煤炭正名，煤炭清潔利用其實可以比天然氣更環保”。

　　治霾的政策導向正日漸清晰。日前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列為100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之一，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將“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2016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

　　“不清潔用煤致霾”漸成共識

　　長久以來，工業燃煤是導致國內眾多區域霧霾天氣的最大“元凶”，這一點也成為全社會共識。但對於如果有效控製工業燃煤汙染的認知，一直以來卻存在偏差。

　　自“大氣十條”發布實施以來，全國不少地方均開始推行以“壓煤、控煤”為主要手段之一的大氣汙染防治工作。但工作推進至今，仍暴露出一些問題。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壓煤、控煤”舉措在一些地方被狹義地理解為針對所有用煤大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控製煤炭消費量。盡管這一點也和國家實施的煤炭消費總量控製戰略相關，但山西、廣西等地方的工業企業主均反映，近年來企業經營狀況每況愈下，必須燃料成本控製，但在諸多燃料形式中，煤炭仍是經濟性最高的種類，況且很多企業已經開始引進清潔燃煤技術來降低大氣汙染物排放量，但最終仍被列為煤炭消費嚴控對象。

　　不少企業主認為，煤炭燃燒並不絕對帶來空氣汙染，隻有不清潔用煤才是霧霾產生的真正根源。過去幾年一些企業曾引進一些先進的清潔燃煤技術，將粉煤氣化後生產清潔煤氣作為工業燃料，其清潔度可以媲美天然氣，但經濟性卻遠優於天然氣，但這些技術因為不符合控煤原則並未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令人樂觀的是，隨著“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不清潔用煤是致霾根源”在本次“兩會上”得到集中發聲。

　　工業窯爐汙染控製“短板”浮出水麵

　　何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一直以來，業界對於此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按照民建中央此次兩會提交的“提案”所述，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內涵包括清潔燃煤發電、煤基能源深度轉化、熱電聯產集中供熱，推廣工業燃煤鍋爐和窯爐汙染控製技術等。

　　業內專家指出，盡管導致霧霾的最大“元凶”是工業燃煤，但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消費形式短期內無法撼動，因此包括煤炭生產、主要耗煤行業在內的眾多企業近年來均開始研發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但均集中於清潔燃煤發電、煤基能源深度轉化、熱電聯產集中供熱等領域，針對工業燃煤鍋爐尤其是工業窯爐汙染控製方麵的技術則未受到充分重視。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介紹，從目前全國煤炭消費量的分布情況來看，燃煤電廠消耗了一半以上的煤炭，而另一半則主要消耗於鋼鐵、建材和冶金等非電行業，總量也達20億噸以上。這些領域煤炭消耗的主體則是規模達數十萬台的工業燃煤鍋爐（燃燒煤炭提供工業蒸汽動力）和工業窯爐（煤炭氣化提供工業燃氣），針對這些非電行業汙染載體的治理，無論是政策出台還是行業行動都相對缺位。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戰略谘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表示，對於工業燃煤鍋爐和窯爐的汙染控製，“大氣十條”已提出來“淘汰10蒸噸以下燃煤鍋爐”的政策，相關部委也出台了工業鍋爐領域的節能環保改造實施方案，但另一汙染載體工業窯爐則似乎被忽略。

　　王毅進一步解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工業窯爐每年消耗的煤炭量多達2-3億噸。其主要的汙染載體——前端的傳統煤氣發生裝置每年產生大量的粉塵、二氧化硫和含酚劇毒廢水量。“但是，由於位於前端生產環節且較為分散，不利於環保監管，因此並未引起全社會足夠重視”。因此，王毅說，未來要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就必須補上工業窯爐汙染控製的“短板”。

　　現實邏輯遠比想象複雜

　　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國家能源局於2014年9月發布了《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其中規定“東部地區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大氣汙染物排放濃度基本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即在基準氧含量6%條件下，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分別不高於10、35、50毫克/立方米）。

　　2015年12月2日，國務院決定全麵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大幅降低發電煤耗和汙染排放，改善大氣質量。同日，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發布政策確立超低排放的電價支持政策。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11日上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發布會上也表示，正在大力推進清潔煤炭的使用。

　　“最近中國政府正在推動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要求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塵接近天然氣電廠的水平，這是一項革命性的變革和舉措，顛覆了我們傳統上認為煤炭不清潔的認識，會對我們解決霧霾問題帶來積極的影響。”陳吉寧說。

　　然而，在煤炭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下，企業現實的路徑選擇更為複雜。燃煤發電機組實施超低排放必須對原有的設備進行改造升級，而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問題是燃煤發電廠技術改造的瓶頸，也是許多企業麵臨的困難。

　　另有研究表明，目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電廠尚不能達成穩定連續排放，現有的監管機製違法成本過低。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2015年12月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綠色和平調查的12家燃煤電廠均有不同程度的超過“超低排放”限值的排放記錄。以信息公開平台上提供的數據為依據，12家燃煤電廠中：全部存在氮氧化物排放違規，全部存在二氧化硫排放違規，僅1家未存在煙塵排放違規；其中，某一種或多種大氣汙染物不符合超低限值的時間比率超過其總運行時間1%的有5家燃煤電廠，超過20%的有2家燃煤電廠。

　　此外，排放數據還顯示，國電泰州發電有限公司的1號機組分別有53個小時、36個小時和92個小時的煙塵、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超過“超低”排放限製的記錄。雖然三種大氣汙染物的超過“超低排放”限值的時間占總運行小時的比例均低於5%，但超出“超低排放”限值期間排放的大氣汙染物卻占到總排放量的39.4%、12.1%和24.3%。除了該燃煤電廠外，被調查的12家電廠中還有大唐黃島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國電宿遷熱電有限公司等4家燃煤電廠有類似的情況。

　　綠色和平指出，這種“超低排放”改造不應隻停留在前端的設備升級改造和驗收，後端的監督管理措施也應配套建立起來。

　　而麵對工業窯爐這一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領域的“短板”，王毅認為，汙染治理通行的原則是約束和激勵機製並舉，也就是建立“大棒”+“胡蘿卜”相結合的政策體係。

　　對於推進工業窯爐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來說，一方麵，“大棒”意味著淘汰不清潔用煤的產能；另一方麵，未來需要在製定這一領域不清潔用煤設備工藝的淘汰標準及相應的淘汰產品目錄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淘汰落後不達標產能的時間表。

　　“胡蘿卜”意味著要對主動改造不清潔用煤工藝的汙染企業給予一定的財稅扶持，同時針對研發推廣清潔燃煤技術的環保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補貼方式可按照單位產品清潔用煤量來核算。在此方麵，2015年工信部、財政部曾聯合印發的《工業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中推薦的21項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應成為重點推廣和補貼對象，並以其作為不清潔用煤工藝的升級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