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鋼行業脫困不可輕言債轉股

解決煤炭鋼鐵產能過剩和行業困局，無疑已經成為當下中國較為迫切的一項任務。1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太原主持座談會，專門研究部署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工作；2月1日，國務院分別印發《關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國發【2016】6號）和《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國發【2016】7號），對兩大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脫困工作做出具體安排；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談到了兩大行業麵臨的困局和應對之策；而在隨後數天的代表委員分組討論過程中，更有數十名代表委員為兩大行業脫困建言獻策……

　　盡管李克強總理在1月4日的太原座談會上已經明確表示：解決兩大行業的問題要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但從代表委員的建議和地方政府、行業協會的態度看，依然希望中央政府更多采用行政辦法來解決問題。這種上下博弈的結果，使得既有政府調控色彩又具市場化形式和某種職能的債轉股被推到了前台，不少人甚至認為：債轉股已經成為解決鋼鐵煤炭兩大行業困局的最佳選擇和必由之路。理由是：

　　第一，目前兩大行業絕大多數企業負債率較高，財務成本居高不下，通過債轉股，可以有效解決企業高負債和負淨利問題；第二，我國1999年~2002年底，曾對547戶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積累了一定的債轉股經驗；第三，債轉股既能解決兩大行業目前的困局，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銀行不良資產，防止局域性係統性金融風險。

　　但筆者以為，目前情況下，對兩大行業倉促大範圍實施債轉股的設想並不可取，也不現實，更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

　　首先，債轉股不能解決下崗職工就業問題。作為一種資本運營和資產管理模式，債轉股是指企業的債權人，將其對企業所享有的債權依法轉化成企業的投資，以增加企業資本金的法律行為。其本身不會創造就業崗位。而目前兩大行業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需要安置約180萬名分流職工，債轉股對此顯然無能為力。但如果不能根本解決分流職工的安置問題，則兩大行業的脫困就是一句空話。

　　其次，兩大行業實施債轉股的時機尚不成熟。兩大行業雖然困難重重，且已經出現行業性虧損。但許多企業尚未真正意識到壓縮產量、淘汰落後產能的緊迫性與重要性，仍在等靠要“死扛”。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債轉股在內的任何拯救措施，不僅無法消除過剩產能，反而可能使本該死掉的企業苟延殘喘，供大於求加劇。隻有當一些企業被市場寒流無情地逼向絕境，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它們才會上下齊心“自斷手腕”，自覺地邁出去產能的第一步，此時再實施債轉股，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兩大行業中不少企業並不適宜債轉股。國內外債轉股的經驗與教訓均表明：隻有那些經營管理狀況良好、實質資產未受損害、有好的項目支撐、具有市場潛力，僅僅是由於資本金不足，負債率過高而陷入困境的企業，實施債轉股後才能發生蛻變，給各方帶來較好收益。縱觀鋼鐵煤炭兩大行業，相當一部分企業之所以虧損，真正原因並非市場低迷所致，而是體製機製和管理混亂所致；是等靠要思想和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辦事所致。比如一些企業為增加營業收入，近幾年在實體產量、經營狀況未有實質性提升的情況下，依靠大幅虛增貿易板塊營收以粉飾企業營業收入，從而無謂地消耗了大量人、財、物，分散了企業管理者的精力，最終導致企業不堪重負。這些企業債轉股後，由於作為大股東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並無過多幹預和監督，使得相關企業極可能繼續沿用昔日的管理思路與管理模式經營新公司，換湯不換藥，企業業績很難得到實質性提升。對這些企業實施債轉股，雖然短期內能減輕企業負擔，但要不了多長時間，它們又會因經營不善而陷入困境，成為新的包袱。

　　第四，兩大行業的發展前景不宜大量債轉股。鋼鐵煤炭兩大行業目前的困局，一方麵與宏觀經濟步入周期性低穀有關；另一方麵與國有企業體製機製不靈活、機構龐雜、冗員多、效率低下、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兩大行業均已走過了發展黃金期，步入緩慢增長甚至減量發展的“暮年”。

　　這是因為，從人類使用能源的曆史沿革看，無不遵循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非清潔能源到清潔能源、化石能源到非化石能源的規律和趨勢。作為高碳能源的典型代表，人類對煤炭的需求將逐步減少。而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由於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嚴格，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有大幅壓縮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強烈意願和決心。尤其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更加注重結構優化和發展質量，且國際油氣資源供應寬鬆的背景下，有著高耗能、高排放印記的鋼鐵、煤炭行業，規模必然會被不斷壓縮，行業發展的空間將被持續擠壓。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全球經濟開始複蘇、中國製造2025按期穩步推進，但失去房地產行業快速增長和大規模基礎建設支撐的鋼材需求必然持續萎縮（因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同樣過了高速發展期，步入去庫存的緩慢發展期；經過“十五”以來的快速發展，中國基礎設施已經比較完善，大規模高強度投資建設期同樣成為過去）。換言之，無論今後宏觀經濟如何發展，鋼鐵煤炭兩大行業都很難再現昔日的輝煌。

　　再從德、英、加、美、日、澳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在其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當能源消耗達到峰值前，煤炭和鋼鐵消耗就提前達到峰值了，隨後會持續萎縮，直至徹底消失（如鋼鐵、煤炭產量分別占德國70%和80%的魯爾地區，而今已經沒有煤礦和鋼廠；2015年12月18日，英國關閉了其最後一個煤礦——位於北約克郡的凱靈利深層煤礦；美國最大的煤炭開采商——博地能源公司近日正在申請破產保護）。這樣沒有前景的產業，又如何能輕易對其債轉股呢？

　　最後，大規模債轉股將導致不良後果。一方麵，由於債轉股需要國家財政、銀行出資承擔部分壞賬損失，甚至要動員資本市場資金並采用某些特殊傾斜政策才能順利實施，導致我國可用於債轉股的資源比較有限。另一方麵，債轉股在減輕企業債務負擔的同時，有可能產生軟化企業貸款約束、誘發賴債逃債、轉嫁風險等負效應。一旦實施範圍過大，實施對象良莠不齊，最終受損失的還是國家，甚至可能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緣於此，發達國家對債轉股十分謹慎。比如2009年，麵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汽車製造業麵臨全軍覆沒的危險時，美國政府也隻是對通用等美國三家汽車巨頭實施債轉股，並在市場回暖後很快出售其股權，收回政府投入的資金，以避免政府成為“冤大頭”。

　　反觀我國，債轉股的教訓值得總結和吸取——接管了數百億元煤炭企業股權的某資產管理公司，從2012年起就倍感煎熬。因為在其眾多參股煤炭企業中所選取的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的統計數據令人咂舌：這17家煤炭企業，資產平均負債率為72%，最高達85%；金融負債總額7000億元。2015年1~9月，這17家企業的財務費用高達215億元，其中，14家虧損，13家現金流難以覆蓋銀行利息，6家經營性現金流為負。也就是說，曆經債轉股和煤炭“黃金十年”諸多重大利好的上述煤炭企業，依然未能強身健體，稍遇市場波動，仍是一幅等著救助的樣子。

　　可以想象，如果對鋼鐵煤炭企業大範圍實施債轉股，倘若後期煤炭鋼鐵市場繼續低迷，這些企業依然資不抵債甚至難以為繼，係統性風險將難以避免。

　　因此，對鋼鐵煤炭行業，且不可輕言債轉股，更不能大範圍實施債轉股。而應：

　　一是通過兼並重組、增設技術環保門檻等市場化手段，先淘汰一批鋼廠與礦井，留下那些工藝技術先進、產品適銷對路、資源賦存較好的礦井和鋼廠，並對其實施徹底的改造和改製，剝離社會職能後，對其資產、負債、發展前景進行專業化綜合評估，符合條件的，實施債轉股；不符合條件的，堅決不予債轉股。

　　二是暫時堅決不批新建項目，給化解過剩產能留下時間和空間。同時，要通過市場競爭自然淘汰、財稅傾斜政策性淘汰、轉產升級自覺淘汰等多種手段和措施，加快落後、過剩產能的淘汰步伐，為煤炭鋼材市場早日企穩向好創造條件。

　　三是對重組救助無望的，應堅決予以破產清退。

　　四是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拿出專項資金，對兩大行業分流人員進行妥善安置。同時，規劃好資源枯竭地區的轉型與發展藍圖，並給予特殊政策，幫助其盡快轉型、轉產，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分流人員。

　　五是鋼鐵煤炭行業廣大幹部職工要轉變觀念，借助中央財政每年1000億資金對分流人員進行安置、對再創業人員給予一係列救助政策、對自動壓縮產能企業給予落後產能退出補償資金、對資源枯竭城市或礦區的轉型轉產實施諸多優惠政策的有利時機，盡快自救、自立、自強，開創另一片嶄新天地，實現個人與企業的華麗轉身。否則，一味地等靠要、埋怨愁，均無濟於事。因為既然你選擇了這個行業，就要有勇氣和責任直麵行業的興衰。

　　另外，從國家層麵講，也要借機加快國有企業的股份製甚至私有化改革進程，切實明確責權利的關係，對包括煤炭、鋼鐵在內的各行各業，全麵實施競聘上崗、合同用工、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市場化用人機製。這樣即便哪些行業後期遭遇煤炭鋼鐵行業同樣的困境，人員安置的負擔也會輕一些，行業或企業的脫困複蘇也會快一些。這一點，內蒙古不少民營煤炭企業2014年至今未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錢，也未享受特殊政策，卻能減員三分之一以上，且未引發社會問題的事實和實踐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示範和啟迪。（作者就職於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