餃子友——一個煤礦老工人的故事
人的一生有許多種朋友,有鄉友、戰友、酒友、甚至一起坐監獄服刑的獄友。可是我卻有一個餃子友。說起這個餃子友其實並沒有在一起吃過一次餃子,也就是在快餐店經常看到他吃餃子。他,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漢,花白的頭發,花白的胡子,由於喝酒的緣故,臉龐總是紅撲撲的,隻是眼神有點發呆,吃餃子的時候拿筷子的手顯得很慢。
每次都是在晚飯的時候在快餐店遇到他,每次都是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張單人小桌上,一大盤水餃擺在桌上,一個二鍋頭小酒瓶站在一旁,再就是老漢那張沒有表情的紅撲撲的臉。我因為醫院值班的緣故每周五總是要到那家快餐店吃晚飯。每次都可以見到他,每次都是穿那件有點髒的舊夾克,再就是一大盤餃子和一小瓶酒。天長日久,我對這老漢有點感興趣,快餐店門口一輛破舊的小電動三輪車大概就是他的座駕。
他怎麼總是一個人在這吃餃子喝小酒?他是不是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看他那行動遲緩的樣子也許患過腦梗塞?見到他我總會想這些無聊的問題。終於有一次我從他身邊經過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看我一眼,我對他微笑一下,他也眯著眼睛對我微笑一下並禮貌的點點頭。從那以後每次都是相逢一笑,但從未說過話。
後來連續好幾個周五都沒有見到他,我不禁有點好奇,問櫃台裏包餃子的女工怎麼沒有見到那個天天來吃餃子的老漢。
女工說:“他也不是天天都來,指示周五來。”
“他每次都一大盤餃子,還喝酒,飯量可真不小。”我問包餃子的女工。
那女工說:“其實他每次吃不了幾個都打包帶走。”
“那他怎麼不來了?”
“聽說是去對麵的包子鋪吃包子了。”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在快餐店見到這個老漢。
不久的一個夜班,我走進病房,見到一個新住院的腦梗塞老人,花白的頭發,花白的胡子,紅撲撲的臉龐,還是那雙有點發呆的小眼睛,是他!原來他患腦梗塞住院了。
“你好。”我向他打招呼。
他那紅撲撲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想掙紮著坐起來說:“原來你是大夫?”
站在他床邊一個高個子中年女人忙插嘴說:“爸爸,你認識人家大夫麼?”
老漢笑著說:“認識,認識,我們是老相識了,我們是餃子友。”
“什麼餃子友?”他女兒不解問道。
“我們經常在一起吃餃子還不是餃子友嗎?”
我不想讓老漢失望,就笑著附和說:“對,沒錯,我們是餃子友。”
老漢有點得意了,眯著他的小眼睛笑著說:“我說的不錯吧,我們是餃子友。”
他那高個子女兒看看我也高興的說:“這下可好了,住醫院和大夫是老熟人,還是什麼餃子友,看病可方便多了。”
事情並不順利,老漢的病還是惡化了,首先是再次發生了腦梗塞,他的右半身完全癱瘓了,不能講話,而且很快合並了肺部感染,意識也有些不清楚了,原來那紅撲撲的臉龐也變得灰黃。病情危重,我下了病危通知,他那高個子女兒哀求的對我說:“大夫,你救救我爸爸吧,你們不是餃子友嗎?多用點好藥。我爸爸這輩子可不容易了!”
老漢叫朱玉明。從他女兒多次近似嘮叨的敘述中,我知道了他的經曆。他是本地人,1959年他才十九歲,初中沒有畢業就去外地當了煤礦工人。當時煤礦工人屬於艱苦行業,除去工資還有補貼每月能掙八十多塊錢,這在當年可是一個科級幹部的工資待遇。朱玉明過慣了苦日子,生活很節儉,每月自己留下十五元剩下的都寄回家,養活他的父母。再後來他母親給介紹一個棉紡廠的女工結了婚,目的就是想把他從外地煤礦調回來。幾年下來,朱玉明和媳婦離多聚少,生下了二兒一女。憑著朱玉明的苦幹,一家人倒也平平安安的過日子,那段時光成了朱玉明一生中最順利的日子。
說起朱玉明和酒的緣分要從他當煤礦工人下井幹活的第二年說起。井下作業很寒冷的,有人說煤礦工人吃的是陽間的飯,幹的是陰間的活。一個班下來除去累,就是想喝口酒。那一次是局書記到第一線勞動,書記和朱玉明是同鄉,那時領導幹部也要定時下井,這次正好和朱玉明一個班,書記很喜歡這個瘦高個小夥子。換班上來的時候倆人你看我我看你。臉黑的比戲裏的老包都黑,隻有眼珠子和牙齒是白的,倆人都笑了。書記說:“小朱呀,咱們快去洗澡,你別去食堂裏吃飯了,到我家去。”
書記媳婦給他倆煮了好大一盤餃子,書記拿出一瓶二鍋頭說:“感情有,餃子酒。小朱,喝點,解乏。巷道裏太冷,太潮,喝點酒能防關節炎。”朱玉明喝了一杯二鍋頭,覺得身上暖和多了,也不那麼累了,就是頭暈乎乎的。這時他才明白為什麼其他的老礦工都愛喝兩口。從那天開始朱玉明每次下班洗澡後都喝一點二鍋頭。三年困難時期,酒少了,憑票供應,大家覺得不夠喝。有一天書記對大家說:“周總理知道了大家的情況,特別指示給下井的礦工多供應一點酒。”朱玉明和大家高興的像什麼似的。書記說:“小朱呀,好好幹吧,我這當書記的還比不上你們待遇高,你們的酒票比我多。”
幾年過去,朱玉明成了勞動模範,那年頭兒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朱玉明因為是勞動模範先進共產黨員少不了到學校給學生們做個報告,他最常講的幾句話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常對學生們講:“我們煤礦工人在舊社會受盡資本家壓迫,管我們叫窯花子,死在井下拉出來扔進萬人坑。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當年的窯花子成了國家的主人,如今我們病了國家給治療,每年還去北戴河療養,退休了可以過幸福的生活。作為一個煤礦工人雖然苦,但是挖出的煤能去支援祖國建設,人民獲得溫暖,所以說做一個煤礦工人是光榮的。”當時朱玉明總是這麼說,但這是他的心裏話,他也是這麼做的。再後來他成了先進掘進隊隊長,直到他五十五歲退休。
退休後的朱玉明回到了家鄉,從煤礦回到小城他感到很不適應,這裏聽不見煤礦的汽笛聲,聽不見運煤火車的轟鳴。幾十個工友就剩下他一個人,剩下的事情就是喝點小酒,再就是讓媳婦天天包餃子吃。
大約到了1999年,他去煤礦看望老友回來說:“煤礦改製了,承包給私人了。”從那天開始他再也沒有回過煤礦,他的退休金也基本不長了,到住院時才2400元。事情出乎朱玉明預想,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都下崗了,大兒子有技術,會開大卡車,給一個跑運輸的個體戶開了10年車,出了02manbetx.com ,雖然命保住了,但是留下了嚴重後遺症,沒有記憶能力了,左側的胳膊腿也不好使,完全沒了勞動能力。朱玉明和老伴把大兒子接過來一起住,大兒媳婦可以出去做保潔工貼補日漸困難的家庭生活。朱玉明靠著從煤礦練出的一身膽量頂住了,他騎個三輪車偷偷拉個人掙幾塊錢,再加上自己和老伴的退休金也能湊合過去。他還是照舊每天晚上喝二兩二鍋頭,老伴也繼續給他包餃子。
三年前的一個傍晚,他蹬三輪車回家,那殘廢大兒子在床上呼呼大睡,老伴躺在地上沒有了呼吸,急忙撥打120急救,醫生說患了心肌梗塞,人已經不行了。 老伴去世後,照顧殘疾兒子的事就落到朱玉明身上了。沒了老伴,多了幾分孤獨,憑著自己還算硬朗的身子骨,朱玉明把全家的家務都承擔起來,這樣兒媳婦就可以出去打工,掙幾個錢來保證孫子上學。漸漸的朱玉明老了,隻有女兒回家的時候他才可以吃到餃子,動作遲緩了,經常不刮胡子,衣服也穿得不如過去幹淨利索,照顧兒子也力不從心了,隻是每天晚上還能喝上二兩質量很差的散白酒。女兒心痛父親,每周五休息都會回到家裏,幫助朱玉明料理一下家務,同時給朱玉明放假,讓他到附近的快餐店去吃餃子,喝點小酒。這就是我每周五的晚上可以見到他在快餐店靠近門口的小桌上吃餃子喝小酒。他每次都要一大盤餃子,自己吃幾個,剩下的打包回去給殘疾兒子吃。在他眼睛裏和我多次的相遇並偶爾一笑就成了餃子友。
朱玉明老漢的病好的很慢,因為長期吸煙和常年的井下工作,使他合並了肺部感染,治療效果不好。有時候昏睡不醒。當我查房的時候,他女兒喚醒他問認識不認識我,他睜開昏花的老眼看看我,然後仍舊是微微笑笑說:“認識,是餃子友。”
“啊,餃子友。”我重複著朱玉明老漢的話,覺得他和我之間雖無深交,但看得出他對我是非常的信任,這也許就是老工人的那種淳樸吧。幾天以後的一個早晨,我看見他女兒拿著手機正給躺在病床上的朱玉明拍照,隻見朱玉明躺在床上,他女兒把他的左手高高舉起。我沒有見過這奇怪的拍照姿勢,忍不住問:“這是在做什麼?”
朱玉明女兒把手機收起來氣衝衝的說:“哪有這麼拿人不當人的事。這是煤礦上要求核查退休老工人身份,怕我們死了仍領那點退休金,就想了這麼個侮辱人格的辦法。去年照相讓舉右手,今年舉左手。相片不合要求就不給發退休金。”
“單位就不來人看望一下退休的老工人嗎?”我問。
“哎呀呀,我的大大夫,你以為現在還是毛主席的時代嗎?單位都歸私人了,給發點退休金就不錯了。現在工人階級早就不是領導階級了,更何況退休的老工人。我看和舊社會差不多了。”
“我看會好起來的。”
“盼著吧。”
朱玉明的病情惡化了,他需要轉到重症病房去,轉科的時候,我問他:“認識我嗎?”他緩緩睜開眼吃力的點點頭用含糊不清微弱聲音說:“認識,餃子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