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血煤

中國血煤

南方傳媒書院 作者：龐皎明 原刊中國經濟時報

2007年3月28日中午11時30分許，餘家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3月29日，上午9時30分左右，被困井下26名遇難礦工的屍體全部找到。經過辨認以後，分別裝入白色的袋中。

遇難礦工的家屬被隔離在一旁，眼睜睜看著死去的親人被裝入裹屍袋中。屍體之外，有遇難礦工的妻兒老小，哭聲連成一片。

礦難

3月29日中午，救援工作宣告結束，此次礦難80名礦工脫險，26人遇難。

帶有諷刺意味的是，餘家嶺礦難的當日，正是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報，要求依法嚴肅查處瞞報02manbetx.com 行為，堅決遏製重特大02manbetx.com 發生。

然而，一起接著一起的礦難，毫無休止的跡象。在這片土地上，因礦難而起的生死悲歌一直沒有停息。

3月1日，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柴村，一非法煤焦油土法加工點發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人受傷。

3月15日，臨汾市鄉寧縣西坡鎮硬家溝煤礦二坑口井下在拆除設備時巷道發生冒頂，3人被困。

3月14日14時，洪洞縣明薑鎮聖王溝一“黑口子”(即非法煤礦)發生透水02manbetx.com ，導致3人死亡。

3月16日15時，鄉寧縣西坡鎮硬家溝煤礦二坑口非法生產發生頂板02manbetx.com ，導致3人死亡。

3月17日，臨汾市洪洞縣聖王溝一非法采礦點井下發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

3月18日，晉城市城區西上莊苗匠村聯辦煤礦井下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難。

3月26日，呂梁市下轄汾陽市楊家莊鎮南偏城煤礦三坑發生炸藥燃燒事故，造成14人死亡。

3月28日，臨汾市堯都區一平垣鄉餘家嶺煤礦井下發生瓦斯爆炸事故，當班入井人數為106人，其中80人自行出井，造成26人死亡。

4月23日，臨汾市鄉寧縣昌寧鎮木凹溝煤礦發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

4月30日淩晨3時許，，陽泉市盂縣路家村鎮劉家村一非法煤礦，瓦斯燃燒引發爆炸，14名礦工遇難。

善後

餘家嶺煤礦，位於距臨汾市約45公裏的西山一平垣鄉和土門鎮交界處，其間群山環繞，礦區就在山溝。礦區大門入口處右邊楹聯上的“科技興礦再濤輝煌”(就是“濤”字，我懷疑是“鑄”的錯別字，龐皎明注)，使其顯得與眾不同。

據了解，該礦屬於鄉鎮煤礦，其核定生產能力為每年9噸，按規定入井人員最多29人。

在發生事故之前，其包括安全生產許可證在內的煤礦生產必須的六個證件(?)均已經過期。依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煤炭開采必須六證齊全且有效，否則屬於違法。

官方的調查結論稱，煤礦在不具備正常生產的條件下，違法組織生產。開采進行的極為混亂，多個工作麵，多頭掘進，井底巷道像蜘蛛網一樣。“進去如果亂走，說不定就走丟了出不來。”這是礦工的描述。

礦難救援工作結束以後，相關調查及善後處理工作也相繼展開。堯都區所有煤礦停產整頓，全市展開打擊礦山非法違法生產專項行動。最終的處理結果是37人被撤職、免職及得到相應的處分。

事故調查組查封了煤礦在臨汾的200個銀行賬戶，共計金額為30萬餘元。然而，根據山西省安監局、省財政廳於2006年6月聯合下發的《省管企業煤礦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專戶資金監管暫行辦法》。

煤礦風險抵押金專門賬戶上的資金均不得低於100萬元——根據山西省政府2004年的規定，“02manbetx.com 死亡礦工的賠償金不得低於20萬元人民幣”。

血煤

3月份以來，臨汾市接連不斷的礦難，使得曾因環境汙染過重而被媒體喻為“傷城”的臨汾再次陷入憂傷。

對於餘家嶺煤礦礦難發生的原因，曾有這樣一個說法：當地政府下派的兩名安監人員，由於一名生病外出，另一名在吃飯之際，礦方組織開采而導致礦難。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實情並非如此。2006年臨汾市堯都區河底鄉蘆葦灘煤礦發生瓦斯爆炸(24名礦工遇難)之後，當地政府向每個煤礦派出兩名安監人員以配合煤礦的安全生產。

“很多煤礦都是安插自己的親信。”知情者說，餘家嶺煤礦的真正後台，還涉及當地的兩個官員，據說該礦的礦主還有一個在煤礦監管部門工作的親戚。

“一些國家公職人員與礦老板勾結，監督者成了保護者。”

晉城市城區檢察院檢察長趙貴爐告訴記者，“在礦難發生的十多天前，晉城市剛剛組織過一次安全生產大檢查，對各個煤礦進行拉網式排查，駐該礦辦事處的包礦員、安監局的駐礦員，都報告沒有發現異常。”

也就是“3·28”餘家嶺礦難的第二天，山西省長於幼軍曾經要求從4月開始，全省各地市要在3個月的時間內對煤炭資源整合後的保留礦、超能力生產礦、非法采礦點等三類煤礦進行地毯式清剿。

各地要嚴查保留礦的安全生產條件，安全不過關但仍組織生產的煤礦要全部關停整頓，不能手軟。

對持有合法生產手續但存在越層越界開采、超能力開采等行為的煤礦一律關停。同時，各地還要繼續保持對各類非法礦點的高壓打擊態勢，建立起層層監管體製。

“他們停不下來的，等風頭過後，還會偷偷地開。”在山西，不少煤礦附近村莊的村民說，年複一年，他們已經看清了這種遊戲——每次發生大的礦難，都會來一次整頓，整頓過後甚至在整頓進行中，有些煤礦還會在晚上偷偷地挖煤。

“國家不是不要煤，但是不要帶血的煤!”2005年11月21日，在貴州督查煤礦安全生產工作時，時任國家安全監督總局副局長王顯政的話，近乎經典。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因礦難落過淚，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因礦難拍過桌子，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因礦難怒斥地方官員，省長表態治理煤礦“絕不手軟”，然而，礦難還是在不斷地發生。

中國礦難解密

王克勤

在山西，除了大型國有重點煤礦之外，大多數都采用承包的方式進行經營。

這種方式通常如此：開采煤礦需要的證件、執照，由投資人(真正的煤老板)負責解決;而煤礦的開采及井下管理，往往由負責承包的包工頭負責——他們也往往被外界稱之為“煤老板”。

在礦工的眼裏，“小包”、“中包”、“大包”或者投資人都是煤老板。而說，真正的煤老板隻有兩類，那就是煤礦的投資人以及他們的後台。

左雲店灣的礦工給記者一段順口溜：“一級包工頭靠門路，二級包工頭靠人緣，三級包工頭靠手段。”

他向記者解釋其中的意思，靠門路，就是要和當地領導有關係，至少也和煤老板關係熟;靠人緣，就是工頭能夠和一級承包人套上關係，這樣就能有煤挖，同時又能和下麵的隊長搞好關係，這樣下麵的人能替你賣力辦事;靠手段，底層包工頭要靠自己的威信來讓民工能努力幹活。

煤礦承包給包工頭以後，如果出現礦難發生死亡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賠償費用。

但是，這隻是在暗中進行。所有明麵的工作，一般由煤礦投資人的親信，即是煤礦的法定代表人(礦長)來操作，“要是被抓起來，抓的也是礦長”。

最常見的礦難，往往有三種

瓦斯爆炸、冒頂和透水。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三種：一氧化碳中毒、火災和井下發生車禍。此外，超采也是造成礦難的一個根源。“一般都超采3倍左右。”

這位知情者說，煤礦老板之所以暴富，與超采也緊密相連。為了超采，煤礦老板並沒有按照政府規定的采礦圖紙規劃進行采煤，由於地質結構狀況不明，發生冒頂或透水在所難免。

為了超采不被察覺，“一個煤礦至少有四份圖紙(采掘工作麵分布圖)”，真正實施操作的圖紙隻有老板知道，其他的都是為了應付檢查。

這位知情者還對記者說，超采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為偷漏稅創造了條件，隻要交足核定產量的稅款後，“剩下的都是老板的。現在煤礦都是現金交易，很難查。這也是煤老板快速聚斂財富的手段”。

“老板的心裏就像賭徒，趁著政策還沒變，趁著還沒有事故發生，能挖就要趕緊多挖……”

黑口子

黑煤窯，坊間又稱黑口子，是泛指那些一開始就屬於無證開采的小煤窯或手續不全仍在開工的煤礦。在山西，從頭至尾均不辦理任何證照的煤窯占了黑煤窯的大多數，“從明口變為黑口的煤窯占少數”。

一業內人士對記者說，一些明口(合法煤礦)由於個別證照過期不能繼續申辦或費用過高，索性變成黑煤窯。而黑煤窯這個毒瘤癌變的過程，所反映的卻是各方利益主體相互勾結的現實。

“私采亂挖開黑口，以盜竊罪抓捕”，“凡舉報開黑口者，獎勵300—1000元”，“誰挖露頭煤，政府就打擊誰”，“政府對於開黑口子者，一律進行毀滅性打擊。”

……在河津市煤區的路邊，類似的標語一條接著一條，“有煤礦處皆有標語”。標語的發布者，是河津市政府(縣級)和該市的礦產資源稽查局。

“應該是‘誰挖露頭煤，政府就在保護著誰’。”在記者的多方努力下，曾開過黑口子的老板王濤終於開口了——而且無話不談。

王濤，河津市人。兩年前，他的黑口子在該市下化鄉正常運營，“如今風險太大，不挖了”。

當時，這個鄉明口子(合法煤礦)有30多個，黑口子300多個;如今“明口有30個左右，黑口子有200多個”。

如何才能開得起一個黑口子?王濤向記者講述了其中的程序——他親曆的內幕。

要順利挖一個黑口子，開一座非法的小煤窯，在河津市，一般得經過五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資人)得跟礦產資源局的領導接上頭。“你得跟他通個氣，自己想挖個口子。”王濤說，有的時候，資源局的人還會告訴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資源更為豐富。

其次，在當地紀委找個靠山。“在這裏，紀委什麼事都管，在裏邊沒有人不行。”

第三步，找到鄉政府。“在鄉政府裏邊說得上話的人，得給他們錢。”

剩下的兩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書記(村長)。“不給派出所好處，口子就沒法開。他們抓住一個(黑口子)礦工要罰款1萬，抓住一輛裝載車罰款3萬。”

王濤說，至於村書記(村主任)，他們是土地爺，挖他們地下的礦所以要給些錢，“他們能保證你平安生產”。

打點這些關係，需要花費多少錢?王濤說，“給村長的‘黑水’(即支付開黑煤窯的好處費)一般是2萬，給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部門的人，要經常走動，經常給錢，但第一次的‘公關費’大約需要20萬元。”

還有一種情況，開黑口子並一定經過這5道程序。據知情人向記者介紹，給村書記每年交10萬元，也能確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開辦黑煤窯。

“進村都得經過山路，什麼人什麼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看幫著放哨”。但是，僅依托村書記為靠山，是開黑口子風險最大的一種選擇。

第二種情況，是直接給鄉政府“進貢”20萬元。“資源局或市裏要來人檢查時，可以從鄉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鏟車把口子堵住就沒事了”，王濤說。

在黑口子泛濫的臨汾市汾西縣，開黑口的程序與河津市大同小異。該縣的知情人士向記者介紹，在汾西開黑口，必須打點的部門有：鄉政府、國土資源所和派出所。

“當然，後台越硬膽子越大，但隻要搞下這三關，黑口子就可開張了”由此，一座黑煤窯即宣告誕生，“邊挖邊賣邊發財”。

由於黑煤窯不需要向政府上繳任何的稅費，“每噸利潤至少100元，一天最少也賺2—3萬，一個月賺七八十萬是小意思。”

王濤說，在2004年，他的黑煤窯沒有把出煤的任務承包給帶班工頭，那時的噸煤成本僅需21元。

真可謂是“挖全民的資源，鼓了自己的腰包”。

到處泛濫的“黑口子”是山西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毒瘤，近幾年來，隨著山西省政府打擊非法小煤礦力度的加大，五六千的小煤窯因此而關張。

除了2005年開展的“打非行動”以外，這兩年來，山西各市縣每年也都會獨自開展“打非行動”，以打擊黑煤窯的違法采礦行為。如太原市萬柏林區，僅2007年就關閉了一千多座黑煤窯。

“我們這裏，去年是炸了不少礦，關係不硬的都炸掉了。”河津市的知情人對記者說，“有大後台的象征性的炸一下，有些就根本沒炸，檢查之間就已經停產，用土把井口掩埋了。”

“隻要地下的煤還沒有挖完，黑口子怎麼可能全部停下?中央媒體報道過、地方媒體報道過，不知多少遍了，總會死灰複燃。”

帶領記者進入汾西群山間調查黑口子的線人站在山頭上，“整個山西都是如此。有煤老板曾放出話來，就算國家領導過來治理也會頭疼。”

分食者

黑煤窯、黑礦工、黑煤場、黑車、黑煤檢站、黑老大、“黑記者”、“黑官員”……黑煤窯分食者們結成了一條相互勾結的黑色利益鏈。

黑煤窯中的食物鏈大概分四個層級——第一級：煤老板(及黑礦投資人);第二級：礦長;第三級：包工頭;最後一級是礦工。

煤老板開下一座煤窯，選擇一名親信當礦長後，就開始退隱幕後。“需要打點上麵的工作時，老板才出麵。”

在煤礦，礦長即是煤老板的代言人。礦長之下，就是包工頭。在黑煤窯，包工頭的工作與正規煤礦的有所不同，他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兩項：招來礦工，把煤運到地麵

如果發生礦難，除非有事先特別約定，全部由煤老板(礦長)負責。

黑煤窯的包工頭，一般都是外地人。包工頭與煤老板的合作方式，是與煤老板談好噸煤的價格後，負責組織礦工將煤從井下挖出運到地麵。

礦工的組織管理及工資發放，由包工頭負責，煤老板概不過問。

礦工的來源，以外省籍礦工為多，主要有四川、陝西、湖北、浙江、甘肅及東北等地。目前在黑煤窯挖煤的礦工，收入一般都比正規的煤礦高，“一天能掙兩三百元”。

在黑煤窯中挖煤，同一個煤窯或同一個工作麵的礦工，一般都是老鄉。幾乎百分之百都是農民，記者通過大量的調查，在黑煤窯挖煤的礦工最高文化程度為初中。

由於素質不高，加之很多礦工從來就沒挖過煤，傷亡事故經常發生。

據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僅河津下化鄉，每年死在黑煤窯的礦工約在20—30人。事故的處理辦法，都是進行“私了”。

“至於整個山西，每年黑煤窯死多少人，恐怕誰也無法說清。”該知情人說。

在黑煤窯的食物鏈中，還有不能忽視的一級——在黑礦附近正規的煤礦或煤場。由於黑煤窯挖出的煤，通常情況下必須在天亮錢轉移，而他們轉移煤的目的地，是合法煤礦的煤場或黑煤場。

“黑口子的煤一定要想辦法趕緊拉走，所以價格相對來說比較低。”行內人士告訴記者說，因此各方都喜歡從黑口子拉煤。

2006年，據太原市相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僅外環路兩側不足五公裏的地段，儲煤場就達90餘個，其中90%均為“黑煤場”。

而記者在臨汾、忻州和河津等多個地區看到，許多黑煤場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的兩旁。據了解，山西省非法儲煤場每年偷漏稅費近10多億元。

煤老板

最近幾年以來，全國各大媒體都關注山西煤老板，從團購“悍馬”到北京的橫掃樓盤，山西的煤老板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極端揮霍的暴富印象。

當年轟動一時的團購悍馬已經被證實是謠言，但是山西煤老板確實喜歡好車，尤其是喜歡購買好的越野車。“有煤礦的地方就有豐田霸道，霸道隻是煤老板的工作用車。”

臨汾市委宣傳部一位工作人員說。煤礦用車的基本法則是：一般煤老板和包工頭都開豐田霸道和陸地巡洋艦，二級包工頭開本田、現代和三菱越野車。

有些老板不僅需要好車，更想圖個吉利，搞到一個好的車牌，車牌和車子一樣，都是地位的象征。據2006年11月27日《三晉都市報》報道：太原148個吉祥車牌號，共拍出450萬元。

煤礦老板自嘲自己的工作是三陪，“陪吃、陪喝和陪玩。”這陪的對象，多是當地的官員，這些人都關係著煤礦的生死存亡。

左雲一位官員告訴記者：“現在能管到煤礦的部門至少有20多個。”對這一數據，臨汾煤炭工業局局長楊吉春表示，“差不多就有這麼多。”

某煤礦平均每天要接待至少三撥的官員，“都是來拿錢的，或者要讚助的。他們連周末都會來，什麼部門都有，連教育局都來過。來了我隻能接待，誰也得罪不起，誰都知道你有錢。”

於是，這些“三陪”老板和大小官員們，撐起了燈紅酒綠的大同。

缺水的村莊

店灣村就在店灣鎮，因為連年的挖煤，地下水資源遭到嚴重的破壞，據村民介紹，上世紀70年代，打井下去都能提出水來，到90年代初，地下就已經沒水了。

“現在喝水都是花錢買，水是從內蒙古引過來的，再用卡車去拉上來，外地人5毛錢一擔，本地村民2毛錢一擔，村裏貼錢供應的。”

現在村裏大多數的地都已經退耕還林，村民的收入主要都來自房租出租。外地人的增多給店灣村帶了收益，也帶來了環境和治安的一係列問題。

店灣村房前屋後隨處可家見幹硬的糞便。“都是外地租房的人做的。”村民忿忿地對記者說，“起風天，便紙會飛進家裏來!”

破敗的村莊

店灣鎮下張家墳和南深井這兩個相鄰的村村民不約而同地在左雲縣上訪。“下張家墳曾經很富，現在不行了，和西溝相差越來越遠了。”

煤礦被整合，也有的被賣了。劉家窯村和下張家墳和南深井村一樣，演繹的是一個因為致富又因煤致貧的故事。

1985年，該村投資400多萬元，建立了第一個村集體煤礦。1989年，另一個井口建立。1990年，第三個煤礦建立。彼時，大量外來礦工其及家屬，把整個劉家窯村熱鬧得沸沸揚揚。

2004年，該村一個煤礦因資源枯竭而關閉。2005年，另一個井也因資源枯竭而關閉。2006年，最後一個煤礦因為資源整合而被關閉。

“沒有了煤礦，外來人口也沒有了，服務業也停止了，運輸業也停止了……資源枯竭，地下水也沒有了。”

搬遷的村莊

範家寺位於與西溝村隻有兩裏地的距離。“這個村已經不存在了，都集體搬遷了。”

附近村民告訴記者：“這裏以前地陷壓死過人，之後就整體搬遷了。”關於這個說法，記者在店灣鎮政府那裏得到核實。

範家寺村共有170來戶，2004年，村民在打麻將過程中，忽然地陷，造成一人死亡，2005年，整個村房屋出現大麵積裂縫。“當時村裏每天都在震動，2005年9月，政府果斷決定集體搬遷。”

“我們一個月就搬光了，實在是太危險了”。現在村民都在左雲租房暫住，等著新村落成再搬遷。

江湖

黑煤窯的煤被運到煤場以後，要平安上路必須持有“煤票”，並且必須路過“兩關”:煤檢站和治超點。

從1979年開始，山西省政府對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噸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俗稱“出省大票”的一種煤票，僅針對地方國有煤礦和鄉鎮煤礦)，所有出省的煤車必須攜帶此票據以證明交納了基金。

2005年，山西省為了徹底切斷黑煤窯的生命線，山西省煤炭局下發鐵令，要求煤炭係統禁放沒有“合法煤炭銷售票”(即“煤票”之一種)的煤炭進入市場。

山西省煤炭工業局規定提出，所有“證照”齊全的礦井必須執行“煤炭銷售票”製度。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收購無“煤炭銷售票”的煤炭。

這些煤票，隻有正規注冊的煤炭經營企業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記者介紹，為了讓運煤司機在自己親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場老板手裏的“煤票”，往往會“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

“我們得過去加高價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運煤司機對記者說，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檢站，是一個曆史產物。1970年代，國家為補充計劃內煤炭調撥量不足，鼓勵山西提高煤炭產量，增加晉煤外調量而給予山西一項特殊政策——對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噸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這個政策在2006年12月31日執行到期。

當時，山西省政府將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征收權授予山西省煤運總公司，而山西省煤運總公司可以從征收費用中提取2.5%的服務費。

自此，煤運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條公路上設置煤檢站，如今已經形成覆蓋全省的煤運網絡。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開征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稅務部門委托煤檢站代為補征。

煤檢站的職能，是對出省的運煤車輛進行複磅計量、補征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對運煤車所攜帶的由上遊的煤焦營業站開出的票據進行核對，對與實際重量和應收基金數額標準不符的進行量差和價差的補征。

然而，記者通過對朔州市、臨汾市、河津市等多個煤檢站的現場觀察，許多煤檢站幾近形同虛設。有些運煤車排著一條長龍停在路邊，有的，則根本不上煤檢站的地磅。

記者采訪了一位曾在煤檢站工作的人士，了解了其中的奧秘。

“不過地磅的，都是在站內‘有人’的煤車，而排隊等候的，是在找人幫忙通關。”他說，煤檢站一般一個班工作8個小時或12個小時，24小時輪班。

煤檢站的工作，即是“驗票”和“補票”，但此項工作幾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檢站都難以認真執行。“跟站裏的頭(站長或班長)打好關係後，一切都好辦了。”

知情人說，煤檢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開票或少開票。比如，一個車隊有10輛車，隻開5輛車即可放行;一個車實際載重有60噸，開票時隻收20噸的錢。

在煤檢站工作過的消息源向記者03manbetx ，如此做法，除了“國家該收的錢沒有收到以外”，其好處有三：第一，運煤車司機少交了錢。其二，煤檢站工作人員得到了“黑水”。最後，幫助通關的人也獲得了提成。

“一個煤檢站普通職工，一年十幾萬輕輕鬆鬆。”消息源說，一個班一天大約有5萬元“黑水”入賬，站長一半，副站長和其他工作人員平分另一半。

運煤車要順利通行，還得經過一到關卡：車輛超限超載治理點。然而，記者在山西調查的情況卻是，在山西省內的超載運煤車，幾乎都是暢通無阻。

“有人專門押車，因為超載而必須卸貨的，基本上占不到10%”。一位運煤司機如此表示。因為超載，重型汽車的刹車片一般都經過改裝——有一根小水管以便快速冷卻刹車片。

司機說，“一般都要超載一倍以上，要不然賺不到多少錢”。

黑煤窯的煤礦被“洗白”上路之後，事情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在黑煤窯的背後，還有在想著分肉吃的人：一個群體是記者，一個群體是官員。

在山西，據業內人士介紹，從事“創收”的“新聞工作者”比從事報道的記者還多。

大同、呂梁和臨汾等地，幾乎成了“假記者”的重災區，由於煤礦存在的各種問題突出，“記者”泛濫——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創收”，以各種名義向煤礦要錢。

晉城一位礦長曾向記者介紹，有一次他的煤礦因事故死了一個人，其花費了290萬打發“記者”，才將此事瞞了下來。

黑煤窯要想繼續存活，除了用錢來買通“新聞工作者”之外，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官員。在山西，黑煤窯似乎與當地的官員都有著某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關係。

河津的黑礦老板王濤(化名)向記者抱怨說，有一個月，資源局的人一共來了三十多次，“來一次一人給一萬”，“有時候還要到市裏吃飯、開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費”。

在臨汾，一名煤老板說，“我這裏誰都能管，連計生委的人都可以過來收礦工的超生費。”

更多礦區的農民，並沒有因煤礦而得到好處。黑煤窯的利益鏈中，最無奈的是他們：“挖煤不要我們，地倒空了，水跑了，我們以後怎麼生活?”

汾陽市楊家莊鎮的一些農民，似乎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運煤車必經的路上，幾位坐著輪椅的男子總是停在路中央，每當有運煤車經過，他們就攔住了煤車的去路。“地陷了，房塌了，怎麼辦?”

對此，楊家莊農民的回答很堅決：拿走煤可以，“留下買路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