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裏的河流

走向河流的那天，天空蔚藍如洗，水流有些湍急渾濁，發出比往日更嘈雜的聲響。她穿過低矮的灌木叢和紛亂的草地，把幾顆有些分量的石頭塞進長衣外套的口袋。她的腳步異常堅定地向河流中央邁進，水打濕肌膚，透出一股冰涼。岸邊的樹林搖曳驚慌，她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打了幾個寒噤。耀眼的筆尖在鏡頭裏閃回多次，從白卡紙上發出犀利的伴奏音。水漫過頭頂，打著漂亮的漩渦，她看到飄搖的水草，從深邃的黑暗中跑過來裹住生命的軀殼，耳畔頓時陷入一片荒蕪的寧寂。

這是電影《時時刻刻》的開篇，也是一個女人生命的結束。此前，女人經常坐在鄉下住所寬敞的房間裏，夾著冒著微弱火光的香煙，用力地吸下去，又長長地吐出來。“偏偏就在這一天，她清楚看到自己的命運。”她把筆一次次插進墨水瓶中，又在那種白卡紙上塑造著書中主人公“戴洛維夫人”的命運。她在這間房子裏，虛構著另一個女人的生與死、愛與恨、眼淚與歡笑，而最終，她自己從這裏走向了死亡之河。

這是位於英國蘇塞克斯的羅德美爾的一條河流。河流吞噬過各種不同的事物，但唯有吞噬這個獻身的女人後，它才被更多的人、更久遠的時間記住。在層巒疊嶂的文學世界裏，這個女人被雕刻成一個不朽的名字——弗吉尼亞·伍爾夫。

那年夏天，我為了換取一紙證書，不顧酷熱的襲擾，埋首於一堆意識流的經典作家中。喬伊斯、普魯斯特、伍爾夫……這些聲名貫耳的大師，高談闊論一生都不會冷場。但我沒有西西弗斯的堅韌，無法一次次把這些巨大的石頭推到山頂，即使離成功永遠都隻一步之遙，而我最終半途知難而返。但當我幾年後不帶任何目的性重新閱讀他們，特別是伍爾夫時——《到燈塔去》《對於現代文學的印象》《狹窄的藝術之橋》《一間自己的房間》，卻生發出美妙的感受，仿佛所有感官都敞開著。那些曾經的障礙、迷惑、痛苦、愁悶，那些冗長乏味的長句、堅硬如鐵的思想，都與我友好地握手言和，就像體育課上的障礙跑，不知是我的身體長高了，還是跨欄降低了。

某個夜晚我在影像中與羅德美爾河流相遇時，仿佛看著那張臉像妮可·基德曼的女人，良久地站在岸邊，眉頭緊鎖，愁容滿麵，一言不語。她素日歡喜的碎花長裙，在身影消失的河麵上繼續飄移，那麼多人走過，都沒來得及去拉扯一把。把她推向死亡的抑鬱症在好些年前就開始光顧她的身體，不安的因子從哪裏而來，沒有人說得清楚。

出生於書香之家的弗吉尼亞，叫伍爾夫的名字是她嫁給倫那德·伍爾夫以後的事。身體不好的她沒有去過公立學校，全靠父母的教讀，但她天賦極高，在父親的書房裏坐擁萬卷、睥睨俗世。讀者熟知的她那篇被公認為文學界的女權主義宣言作品《一間自己的房間》，以譏諷之筆墨抨擊當時男性作家對女性作家的歧視。有人考證，她的“女權”緣起於對父親萊斯利·斯提芬重男輕女思想的憤怒對抗。斯提芬是英國19世紀後半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評論家和傳記作家，與續弦夫人裘麗亞·德克華斯婚後生下了弗吉尼亞，但他隻送了兩個兒子到公立學校(後來又送進了劍橋大學)，卻把兩個女兒留在家裏。這讓弗吉尼亞一生都心懷怨恨。命運總在關上一扇門的同時，會為你打開一扇窗。父親的這種輕視，又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弗吉尼亞，她終日在父親藏書的河流中暢遊，又倚仗母親的語言、曆史、數學等基礎教育，奠定了她超過常人的文學根基和審美觀念。

封閉而廣泛的閱讀，讓弗吉尼亞在文學上的羽翼日漸豐滿，但她身體裏潛伏的疾病也伴隨精神的遠遊而漸露端倪。1895年母親去世，十三歲的弗吉尼亞第一次發作抑鬱症，1904年父親去世時，她痛苦得企圖自殺。在當時的認知裏，人們局限地認識弗吉尼亞是患有精神病。在書房和臥室，她時常焦慮得像頭憤怒的小獸，她不擅也不喜與人交際，在寫作和思考陷入泥淖時不願見任何人。長兄如父，哥哥索比·史蒂芬想到且能做的是給這個家換一個新的環境，以減少妹妹睹物思情所帶來的困擾。1906年，史蒂芬攜全家遷居倫敦布盧姆斯伯裏區。這次搬家，意外地給弗吉尼亞帶來了文學史上一樁值得讚許的姻緣。

當時，史蒂芬那些劍橋的好友常來家中聚會，這樣的聚會者的麵孔中，有大名鼎鼎的小說家E·M·福斯特，詩人T·S·艾略特，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經濟學家凱恩斯。這個後來被稱為“布盧姆斯伯裏集團”的文藝群體，成了倫敦頗負盛名的一處文學藝術中心。弗吉尼亞在這些交流者中，與畢業於劍橋的經濟學家、政論家倫那德·伍爾夫戀愛並於1912年結婚。倫那德雖非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但這個“身無分文的猶太人”性格溫和善良、待人忠誠、體貼入微，最重要的是，他青睞弗吉尼亞的文學天才，並心甘情願盡一切努力支持妻子的文學事業。

婚後，伍爾夫的稱謂在朋友圈裏取代了弗吉尼亞。甜蜜的愛情並沒有讓她的身體狀況發生好轉，她的抑鬱症發作，再次企圖自殺。盡心善意照料妻子的倫那德，盤算著如何調劑病愈後妻子的情緒。他買來一架印刷機，與伍爾夫一道學習排字、印刷技術，嚐試著編輯了兩冊小書，編輯的成功既帶來了收入上的增加，又讓伍爾夫有了一個精神上的關注點。1917年，這對夫婦索性創辦了霍加斯出版社。

我曾經讀過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伍爾夫日記選》，從1915年至1941年，二十六年的時光記錄，她生前從未想過要去發表，那是些完全寫給自己看的文字，有的從寫下後她就再沒回眸過。她去世時留下多達二十六卷的日記手稿。“由於過分的私人性質，在其中所談及的許多人還在世時，這些日記是不便發表的。”倫那德是這麼認為的，但他還是從這些日常文字中看到一個作家和藝術家的獨特表達方式。在伍爾夫去世十二年後，倫那德精心選編了《一個作家的日記》，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後一售而空。這些日記多是伍爾夫對經典作家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拜倫等人著作的閱讀筆記和隨感評論，也有與當時英國重要作家哈代等人交往的紀實，更多的是她創作過程中的思考和情緒，日常生活心理變化的記錄。它們完全是寫給自己的“心靈史”。

住過療養院，情緒不穩，意識不清，腦裏經常聽到聲音，自殺過兩次，倫那德一直包容愛護被精神疾病折磨著的伍爾夫。他想帶她遠離戰火的喧囂和生命的殘酷，到鄉下過一種平靜的生活，讓她盡情揮灑才情去思考、寫作。但自稱“被醫生包圍，害怕生命被人奪去”的伍爾夫幾度偷偷離家出走，有一次倫那德追到小鎮上的火車站，兩人發生激烈的爭執。孩子氣的她告訴倫那德，留下來就會死，要回倫敦，她無法麵對生命的時時刻刻。那一次的倫那德以尖銳的言辭揭示伍爾夫的怯弱、病史。這比溫和的勸解效果好一百倍，伍爾夫最終握住了那雙剛在花園勞作沾滿泥土的手。可以說，沒有倫那德這個忠誠伴侶所奉獻的無私的愛，伍爾夫的生命和創作都很難走那麼遠。

那些可能不太喜歡她意識流小說的讀者，往往都很鍾情她的評論、日記和散文(書信)。她飄逸多姿的文字，既有散文的廣博豐富，又有詩的凝煉生動，善於捕捉那些屬於人的浮想、變化的精神狀態。一個現象在時間裏得到印證：伍爾夫去世後，她的作品繼續發表出版，評論和研究的浪潮持久不衰。正如法國作家莫洛亞所言：“時間是唯一的批評家，使當時看似是堅實牢靠的榮譽化為泡影，也使曾經覺得脆弱的聲望鞏固下來。”

在閱讀她的文字時，我常常會質疑，這個思想如此強健的女人，怎會跟抑鬱症一拍即合。很長一段時間《時時刻刻》中的影像，伴隨筆尖劃過白卡紙的窸窣聲音浮現腦海。她的憂愁、傷感、苦悶，在她所經曆的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勝利、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的各國工人運動、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嚴重經濟危機、二戰爆發的紛亂時代，在她從霍加斯、阿什罕、塔維斯托克、梅克倫伯格到羅德美爾的遷家生活中，一度相隨，不離不棄。紛飛戰亂、時代變遷，讓她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危機、厭惡、隔絕和懷疑。她就這樣過著兩種生活，現實中的和小說中的，美好的，或恐懼的;完整的，或撕裂的;自然的，或毀滅的。她常常發呆、出神，忘記眼前的存在，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非得立刻完成，連多年的女仆也常有微詞，她把女仆氣喘籲籲地召喚去，又什麼也記不起來要吩咐做什麼。一個女人在世俗生活中遭到非議，但沒有人能否定她在文學萬神殿中的排列位置。

我一直以為伍爾夫都是不苟言笑、安靜肅穆的，但偶然之間讀到的一個小“野史”竟讓我捧腹大笑。在與“布盧姆斯伯裏集團”打得火熱的那段日子，有記載的是1910年2月10日這天，弗吉尼亞假扮阿比西尼亞的門達克斯王子，前往韋默斯訪問英國海軍的“無畏號戰艦”。陪伴她身邊的是弟弟亞德裏安假扮的翻譯，賀拉斯·科爾假扮的英國外交部官員，鄧肯·格蘭特等人假扮的隨從。這支裝腔作勢的隊伍竟得到了盛禮般的接待。天衣無縫的騙局被當地報紙披露出來後，艦隊司令威廉·梅伊顏麵掃地，英國軍界、外交界極度尷尬，這無疑是對當時英國國防力量和官僚體製的挑戰。這場神話般的“王子秀”，後來為人津津樂道，我沒想到，伍爾夫曾經有過這麼精彩的演出。我也在想，若是伍爾夫從事演員舞台，她的抑鬱疾病是否會在不同的人生演出中得以消弭。

1941年3月28日，在羅德美爾的鄉間住所寫作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幕間》時，伍爾夫再度陷入到抑鬱症發作的強烈痛苦之中。這個拚盡力氣追求完美的女人，不願將精神崩潰者的爛攤子留給丈夫，主動將拖累的“尾巴”斬斷。那天早晨，她打開一個人的房間，通往外麵的小路那麼幽靜，仿佛有種神秘的力量在召喚、牽引，她默默地走向平日呼吸著清新空氣的野外，走向羅德美爾的河流之中。

“當你終於了解人生，就能真正地熱愛生命，然後才舍得放下。”“永遠不要遺忘，生命中的時時刻刻。”這些屬於伍爾夫最後的人生台詞，跟湍急的河流一道遠走他鄉。她也許是深深向往著，沒有盡頭的時間裏，生命在這條波瀾起伏的“河流”裏獲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