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年：母校的回憶

母校的回憶

開學報到的那天,我辭別了父母,背著一個小行李卷,去了西安火車站。從家裏穿過西閘口到車站，也隻有20分鍾的路程。

車站廣場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一字排開停放著各校接待新生的汽車。那個年代,轎子車很少,拉人的汽車,大都是車頭伸出很長的解放牌大卡車。西安煤礦學校的汽車，是草綠色的，車上有撐帆布篷的鐵架子，頂上掛著“熱烈歡迎新同學”的橫幅; 兩邊車幫上，貼著大紅標語：“獻身祖國的煤炭事業最光榮!” 幾個接站的老同學，看我拿著煤校的錄取通知書，熱情地幫我把行李放在車上，並主動向我介紹學校的情況。我被這歡迎的場麵所感染，心裏覺得熱呼呼的。

待接了有幾位同學後，快到中午時分，汽車就從解放門沿繁華的解放路向南開去。出了和平門，汽車揚起煙塵，飛馳在南郊的原野上。說實在的，我在西安長了這麼多年，還不知道城南是什麼樣子呢!隻知道有個大雁塔，孤零零地矗立在無際的曠野裏。今天上學，是我沒離開這座城市的一次“出遠門”，想到就要離家在校獨立生活了，心裏有一種空虛虛的感覺。

那時的雁塔路，還是一條黃土路，單位和樓房很少，視野很寬。路的兩邊，大都是望不到邊的菜地和麥田。路上汽車、馬車、人力車並行,一幅半城半鄉的田園風光。汽車行了約半個小時，就停在了大雁塔下的校園內。

新的生活開始了。我暗暗鼓勵自己：在這遠離家的“農村”，辛勤地耕耘，去獲取更多的科學知識吧!

西安煤礦學校,是煤炭部1953年在全國成立的四個重點煤校之一。學校的成立，體現了陝西是煤炭資源豐富的大省。

進了校園一看，哇!那簡直比中學氣派多了。有教學樓、圖書樓、實驗樓、實習工廠;還有運動場、宿舍樓、食堂、澡塘，各種設施一應俱全。那時候，學習蘇聯“老大哥”，中專發展很快，在校人數也比大學多。我想，這可能是加快國家建設、促進經濟恢複,而采取的一種“短、平、快”培養人材的辦法吧!

1 9 5 6年我進校的時候，上學期兩個畢業班走出了校門。這兩個班共89人，是“煤層地下開采”專業。 聽老同學講，因為他們是西北地區首批煤礦技術骨幹，在離校分配時，學校為他們披紅戴花，開了隆重的歡送會。在畢業典禮上，省市煤炭口的領導和銅川煤礦的代表還講了話。

除了采煤專業外，學校還陸續開設了礦山機電、礦井建設、地質測量、物理探礦、財務會計等專業。並招收了新疆少數民族學生，開辦了民族班。経過58 年的“大幹快上”，在校學生已逾千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學生，大部分來自農村。城鄉的差別，成為他們走出農村的動力。考上學校以後，把戶口遷往城鎮(現在叫農轉非)，無疑能夠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在入學以後的一年多裏,學校實行份飯製。就是把飯菜都端到桌子上，八個人分著吃。由於各人飯量不同，同學之間互相調劑，基本上都能吃飽。夥食費每月9塊錢，從助學金中扣除。根據家庭經濟狀況和學習成績，助學金分為甲、乙、丙三等，甲等13元，乙等11元，丙等9元。我享受的是甲等，每月除了吃飯外，還餘下4元，可以買些生活用品。對於學校給予學生的待遇，我非常地滿意和知足。到了58年，國家好象一下子進入了“共產主義”。這個58 年啊，讓我們這一代人憂喜摻半，永遠無法忘記。

在“三麵紅旗”的指引下，全國不少地方，糧食、鋼鐵、煤炭產量的“衛星”飛上了天。廣播上說,禮泉縣某公社的玉米畝產萬斤;銅川焦坪露天礦一次爆破出煤30萬噸。報紙上天天登載著各行各業“創記錄”的喜報......學校也響應號召,在操場上壘起了土煉鋼爐,並要求學生捐獻廢鐵。更可笑的是，學校雕花鑄造的大鐵門忽然不見了蹤影。58年的糧食大豐收，改變了人們幾千年的生活方式。農村辦起了大食堂，學生也吃起了大鍋飯。記得當時飯菜隨便吃，饅頭隨便拿。開飯時,炊事員和值周的班級,把饅頭、花卷、米飯、稀飯、炒菜,都抬到大食堂中央,學生自己挑撿著吃,跟現在的自助餐一樣。在家裏吃慣了粗茶淡飯，現在大米白麵就象天天過年一樣。我長這麼大，還沒吃過這麼好的飯菜呢!記得吃花卷時，同學們抬著籠蓖，一層一層尋找層層多、卷得薄的花卷。逢年過節，以班級為單位，把餡、麵發到班裏,大家有說有笑,圍著飯桌包餃子。同學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包的餃子有圓的、方的、扁的,奇形怪狀,吃起來又香又逗趣。

那個年月，人們都沉浸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對國家今後可能發生的困難和挫折，缺乏應有的危機感。

由於我對學習的投入和“人緣好”，進校的第一學期，就被推薦為學習幹事，以後又連續五個學期當選為班長。班幹部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橋梁，起著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作用,還得協助班主任幹很多事。尤其要協助學校，搞好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在煤礦學校,每逢下礦實習回來,很長一段時間,學生思想都不安定。為此，班裏經常召開主題班會、文娛晚會、詩歌朗誦會、專題演講會,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抒發對煤炭、對礦山的感情。學校還請來延安時期的老勞模郝樹才、智取華山英雄劉吉堯、渭南植棉模範張秋香等先進人物,來校做報告,教育學生樹立學一行愛一行的思想,堅定獻身祖國煤炭事業的決心。

在黨團組織的培養下,我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年年當選為“三好學生”和先進班幹部，並當了校廣播站編輯。由於我比較愛好文學，就配合學校的各項活動，寫了一些“詩歌”，刊登在學校的黑板報和招生專刊上，引起了師生員工的關注。記得當時我寫了一 首《躍進歌兒十大唱》的快板詩,在校廣播站播出後,負責文娛宣傳的語文老師王新三,給我寫了這樣的批語：“裕年同學：請抄寫清楚，按照次序排好，或者是否能征求其他同學意見，再充實加工一些，使它從形式上到內容更臻完美，爭取編成歌曲，參加明年西安文藝比賽。 新三即日”(此批條從1958年我一直保留至今)。

時光如梭。在無憂無慮中，我們愉快地渡過了三年的校園生活，迎來了畢業分配的莊嚴時刻。

我們這一屆學生是西北五省分配。

畢業分配時，學校召開了動員會，號召大家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並要求黨團員帶頭，班幹部帶頭。現在回想起來,五六十年代 的人,思想是那麼單純,很少有私心雜念。雖然都有戀家的人之常情，但畢竟受黨教育多年，“黨叫幹啥就幹啥”，就成了大 家共同的誓言。我是團員,又是班幹部,自然要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不用說，在入校前的那些幼稚想法，也漸漸淡忘了。畢業分配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回家跟伯父母說，我報的誌願是新疆、青海、寧夏,這三個省那個都可以,當然首選是新疆。伯父母也很支持，說這三年學咱沒花一分錢就上出來了，人要有良心啊!你已經是國家的人了，應該跟國家走。於此同時，伯母也給我準備了厚厚的棉衣棉被，在家裏等著出發的那一天。

眼看快到八月下旬了,我在家裏左等右等,沒有一點動靜,我的心，已從古城飛向那茫茫的戈壁灘，飛向那白雪皚皚的天山腳下，飛向那長江黃河的源頭......

我急不可待地跑到學校一打聽,才知道該分配的學生都已經走了。為什麼沒有通知我呢?我心裏很納悶。又過了幾日。1959年9月的一天，我和跟我一起留校的同學，登上了去安徽合肥工大采礦係進修的火車。

作者：李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