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付秋：夜半逃醫與今日扔藥

夜半逃醫與今日扔藥

一路車直達辦公室與家之間，我不想乘車，我想走路減肥。電梯好方便，我卻願意從梯子上共4分鍾，步行到新農大廈17樓，雖然喘不過氣來氣來，心裏卻很自在。有時，我甚至異想天開，錯誤地希望800米斜井井筒的猴車，在我帶班那天下井或下班時壞掉，好勞我筋骨，晚上睡個好覺。有時，走在上下班的路上，時不時打個噴嚏，趕快拿著醫保卡，去藥店，一拿就是3天5天的藥品。長此以往，電視櫃裏各式各樣的藥品扔了不久，又塞滿了。看到這些即不想吃，又不舍得扔的中藥、西藥，總讓我想起兒時，想起兒時患病的我，想起那個年代，想起那種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匱乏與無奈......

《東方紅》這首歌，是兒時廣播裏播放的開始曲，我從來就沒聽夠過。1972年9月7日，剛剛7歲的我，從廣播裏聽到，第20屆奧運會在西德慕尼黑遭恐怖破壞得以恢複比賽，此後的奧運會無不把反恐做為頭等大事。也是聽從廣播，知道的這年9月29日起中日建立外交關係。遠在天邊大事，在與我咫尺的廣播裏，女播音員磁性的聲音和天邊的大事，讓我一生揮之不去。

記得就在那年那月，大隊學校的謝老師挨家挨戶到家裏來，對適齡兒童上一年級摸底登記，問我願不願意上學，我說：“上學我會死”，父母及老師一聽不吉利的話，二話不說，老師悄悄走了。

從我能記事起，就立誌要讓家裏有吃有穿，有零用錢，這是我兒時，直至成年後，好長段時間的夢想。

這話幾十年過去了，我還記憶猶新，當時為什麼說了這句話，至今想不明白。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時常夢見自己疲憊地拖著一大捆木柴，奔跑在熟悉的山間，身體午後低熱、倦怠、沒有食欲、消瘦、盜汗伴著咳嗽及少量咯血。生產隊當記分員的老爸，趁中午吃午飯時，將我“拿馬蹬”(騎在父親脖子上)，跨隊(隔一個隊)去赤腳醫生蔣老師家看醫生，蔣醫生按照風寒感冒，開了2天藥，可是，越吃越老火(病情加重)。父親破天荒的給隊長請了一天假，到紅星公社醫院去檢查，醫生一問症狀，建議父親去新場區醫院檢查。X光等檢查完了，醫生說是得了肺結核。也許就是這場疾病將至，讓我言不由衷，有了不想上學的想法。

父親總是讓兒子高興，四川的醫生對病人講究很多，如，生病期間不吃肉、不沾油。動手術的患者不能吃生薑，吃了生薑創傷處易長“薑疤子”等等。可是，天天吃藥、打吊針，打了好多青黴素、連黴素，我因此特別想吃肉。父親就在醫院附近的親戚家將瘦肉煮好，切好，裝在碗裏，悄悄放在我病床的罩子背後貼牆壁處，讓我在沒有醫生時，拿肉吃。在那個大男人勞動一天掙10個工分，我們隊因為有磚瓦窯，經常賣磚賣瓦，在全公社一個勞動日(10個工分)0.24元錢，吃不飽，穿不暖的年代，家裏經常缺少糧食，哪能吃上肉?即便吃肉，也要等過年。其次是親戚、或者家裏人過生子時，才能吃肉。這時倒讓我卻產生了得病是好事、有肉吃的錯誤想法。可是，沒過二天，肺結核的病卻因為吃肉加重了。

有一天，醫生告訴父親病情得到控製，隻要吃藥學行了的時候。一天夜裏，父親因為付不起近100元的醫藥、住院費用，悄悄溜回了家。

今天，每當我刷卡買藥時，總回想起那年那月，父母起早貪黑，辛辛苦苦掙工分，到頭來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看看家鄉，種地的農民少了至少8成，可是農民的生活水平卻顯著提高了。回到四川老家，兒時割草、砍柴、放牛、放羊的路都補青草樹木掩蓋了，找不到兒時的路了，但是，那份初心，卻銘刻在我心裏。

曹付秋

201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