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鎖：那年，我十八歲

那年，我十八歲

風蕭蕭兮路茫茫，結伴打工張馬莊，

躬身奮臂推煤車，血汗旅程初啟航。

一首小詩吟罷，引出我35年前走出中學校園後步入社會初次參加勞動的一段酸澀記憶。1981年夏，河底初中畢業後，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的我，考上了劉村中學重點班，卻因家境貧困在家務農。品學兼優的我不去上高中，老師和同學們都為此感到可惜，紛紛上門相勸。說心裏話，我的內心裏真想讀書，但家裏的經濟條件我是一清二楚的，家裏兄妹多，我不願讓父母親為我受熬煎，隻好自願放棄升學深造的機會回鄉務農。於是，1982年的初春，在父親的介紹下，我打起行裝，和同村夥伴郝東平一道來到距村子六七裏地的張馬莊村辦煤礦打工。

上二十世紀80年代初，春寒依然料峭，萬物蓄勢待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序幕剛剛拉開，改革開放的春風在中國大地上開始徐徐吹拂，已經有一些地方和企業開始逐步走上承包經營的道路。張馬莊村辦煤礦就在此列。記得那時，該礦是由張馬莊村民王劉根、解家河村民郝國新合夥承包的。可以說，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第一批敢於“吃螃蟹”的人。由於我父親和他們倆均為我鄉解放後第一批農村基層幹部，公社開會搞活動經常碰麵，算是老朋友了，便將我介紹到他們承包的煤礦幹活。而且，王劉根還是同伴郝東平的姑父。客觀地說，因為有這幾層關係，我和郝東平在該礦打工期間，還是受到相當好的關照的。礦長王劉根將我們倆安排到他家的南廂房居住，他的妻子做好飯也經常喊我們過去吃。郝東平是親戚，自然沒什麼，而我卻覺得很不自在，受之有愧，便婉言謝絕，吃自己帶的饅頭、鹹菜。當然，開水自然是由王嬸全天免費供應了。

剛到礦上，郝東平被安排在主井口推車，我則被安排到離礦有半裏多地的風口站煤台。為了保持礦井通風，煤礦要在這裏打一個回風巷，派兩班工人在這裏進行開拓作業。一班為山東民工，另一班工人卻碰巧與我沾點親。放炮工是父親義子的二弟，拉車工是我的表姐夫，他們倆都是解家河村人。由於沒有磅房，我負責給他們計數、平整煤台，同時幫他們將平車裏的原煤卸掉。從井口到煤台距離不遠，而且是緩下坡，卸煤倒是不費什麼力氣，但煤台距河灘落差很高，必須在煤台邊緣設置一根粗木頭，並在到達煤台邊緣前將平車尾部的帶柄鐵棍迅速拔掉，才能確保滿車原煤或矸石傾瀉而下。稍有差池，就可能從高高的煤台墜下河灘。即便平車僥幸沒有摔壞，要將空車弄回井口，決非一兩個人所能辦到的。在風口站煤台期間，我就曾幾次遇到這種情況，均是拉車工回到工作麵上把放炮工喊出來，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墜下煤台的平車拉上井口。

也許是相比較郝東平的活兒，我幹的活要輕鬆一些吧，兩個月後，煤礦事務長同時負責外場的頭左增山將我和郝東平的崗位調換了一下。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我體會到了郝東平茶前飯後滿腹牢騷背後的辛酸滋味。的確，主井口推車這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出的是與拉車工同樣的力氣，掙的錢卻隻是拉車工的一個零頭(那時候，我們的日工資是一塊五)。那時候，村裏的青壯年小夥子們，除了種地沒有別的好工作可做，也不願背著鋪蓋卷遠走他鄉去打工，隻好硬著頭皮就近在村辦企業下煤窯。在主井拉車工有20多人，加上放炮工、修巷工，下煤窯的也就是四十人左右。記憶裏，河底鄉張馬莊村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鼓起腰包的“土豪”們似乎都在這裏麵了。如劉香林、王連鎖、黃耀林等等。由於主井口地勢比煤場略低，在井口過了磅後，就是一路上坡，全憑拉車工和推車工的體力才能將裝滿原煤的平車拉到煤台邊並順利卸掉。所以在這個井口推車，勞動量和體能消耗非常大。那時候，一般中小煤礦的巷道都不算遠，隻要上了班出煤的平車幾乎是絡繹不絕，要想將一個班堅持下來，非常考驗一個人的體力和耐力。與我一起推車的還有一個小夥子，我們想了許多竅門和技巧。將上一輛煤車卸掉後，我們迅速等候在磅房前，與過磅的拉車工商量好，出磅後就一起用力開始加油向上衝，待到了平台上再停下來喘氣，這樣就可以節省一些體力。當然，這隻是在煤炭市場較好的情況下。一旦原煤滯銷，為了保持正常生產，又能在有限的場地內最大限度地儲存原煤，就必須將源源不斷從窯裏拉出來的原煤在煤堆上層層摞起來，於是，煤堆越堆越高，坡度越來越陡，走過100米的煤台，升高就達3米多。一輛半噸多重的煤車，推車沿坡而上，全靠推車工們用肩扛手推往上頂。於是勞動強度越來越大，推車的人也在不斷增加，從2人加到4人，再到6人。由於自己身子骨瘦小單薄，兩胳膊缺少臂力，一個班下來，渾身上下全是汗水，衣服都濕透了。下班洗澡時，至少能擰出少半盆水。躺在床上，身子像散了架的機器一樣根本不聽使喚。記得有一次，我在煤場偶然碰見了初中同學，張馬莊大隊書記的兒子王張義，聽說他在城裏一個信用社當通訊員後，頓時羨慕嫉妒恨各種滋味一起湧上心頭。但那又有什麼辦法呢?誰讓自己的父親過於正直，沒有玲瓏八麵的交際能力，而且已經卸任，手頭失去權力了呢?記得過磅員是王劉根的親家，十裏凹村的張小根。張叔年輕時當過兵，和我們村耀忠伯是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戰友，建國初期一起在四川剿過匪，能說會道，談笑風生，幽默樂觀。在揮汗勞作之餘，張叔不失時機地給我們講故事，逗趣打氣，使我們忘卻了疲勞，屏蔽了牢騷，經受住了這份苦累髒活的磨練和考驗，順利度過了一段充滿艱辛和苦澀的人生歲月。

那時候，下窯的礦工們也是有假日的，大概是每旬休息1天吧。在礦工們休息的時間，左事務長便安排我和郝東平幹一些上山砍坑木、跟煉焦老技術員給焦窩(土焦爐)拾柴點火、壓灰、幫裝卸工裝焦炭的雜活。當然，有時候還力所能及地幫助劉叔劉嬸幹點地裏活。這裏，我簡要介紹一下劉叔的家庭。劉叔家是個典型的多子女家庭，五女三男。其中，長女、次女、三女和長子均已成家，四女愛魚、小女嬛兒也已成年，尚待字閨中。次子張喜、小兒子來福尚幼。愛魚身材較豐滿，長相甜美，而嬛兒卻清瘦單薄，酷似弱不禁風的“林妹妹”。盡管在潛意識裏我能感受到愛魚、嬛兒和劉叔、劉嬸的特殊情意，但在感情上，曾經滄海的我早被“同桌的她”占據了，自然對其他人無法產生戀情。為了不至於深陷情網，對他人造成感情傷害，調換崗位到主井口上班後，我便找了個就近在礦上住宿以便於工作的借口，搬到礦上一個土窯洞裏居住。和我同住的是一個山東籍的拉車工，名叫常來銀，他看上了王叔家的四女兒愛魚，經常找各種各樣的借口請假，想方設法與愛魚接近。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愛魚最終並沒有嫁給他，而是嫁給了附近的一個運輸專業戶。

那一年的冬天，礦上發生了一起發爆器失盜事件，公社新任司法員趙米山住礦多日進行嫌疑犯逐個篩查，弄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最後也不知結局如何，找到了沒有。我最後幾個月的工資，是父親去結算的。煤礦放年假後，我沒有再回礦上，第二年開春，便在父親的安排下到碗窯溝陶瓷廠當了學徒。就這樣，我離開了那些患難與共的工友們。

“十年書畫，十年文佳，卻因你一句嘶啞，讓了翎花。” 對我來說，1982年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年份。那一年，我尊重父親的意願，毅然放棄升學深造的機會和錦繡前程，回鄉務農、打工貼補家用，用稚嫩的雙肩，挑起家庭的重擔;那一年，我離開心愛的校園和心儀的學業，直麵殘酷的社會現實，開啟了風雨泥濘的人生曆程。

5年後，大女兒出生後的那年冬天，我在張馬莊煤礦對麵的振興煤礦井下，又幹了幾個月的推坡工，切身體會到了煤礦礦工勞動之繁重、生活之艱苦和工作環境之惡劣，對人生有了更進一步的深刻認識和感悟。刀在石上磨，人在苦中煉。煤礦推坡工的生活無疑是艱苦的，但艱苦的生活是人生必需的一種磨練。正是在人生經曆中有過這種磨練，才使我在這以後的工作中能夠從容應對遇到的各種困難。

“如今挖煤不用鎬，按鈕一摁機組跑，切煤如切豆腐塊，輕鬆割下煤幾刀。運煤不用人拉車，煤塊跟著皮帶跑，貨車裝煤更簡便，坐在室內操電腦。洗煤如同洗蘿卜，煤塊不洗不外銷，日產煤炭萬噸超。”35年的滄桑歲月，家鄉河底的煤炭工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煤礦原煤運輸由平車拉煤、絞車牽引、畜力拉車、三輪車逐漸演變成今天的溜子、皮帶、膠輪車，鎬頭采煤、平車拉煤這種近乎原始的煤礦生產方式早已成為了曆史，但那段躬身彎腰奮臂推車的艱苦勞動經曆，卻給我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晉能集團四通煤業 馬關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