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僅僅是寫了一首《唱支山歌給黨聽》的礦工詩而已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猶如天籟之音的旋律，在耳邊久久回響，一首歌曲富有的生命力，感染力，經過半個世紀的傳唱，唱遍了祖國大江南北，激蕩過幾代人的心聲，這，不由得讓人回想起起歌曲的詞作者姚筱舟，他，是誰呢？

1933年3月，出生於鉛山縣石塘鎮一個“細伢子”（方言：小男孩），原名姚明星，在江西鉛山中學讀書的他深感自己好似一葉孤舟，“人海茫茫何處去”，因而易名筱舟。

1949年參軍入伍，1954年赴朝參戰，1956年參加煤礦工作，經常與礦工兄弟的摸爬滾打，老礦工高亢嘹亮的陝北調子，與煤礦工人生活、勞作的日日夜夜，讓他逐步了解了礦工，愛上了礦工，這為他以後走向創作道路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激發了他歌頌生活、歌頌礦工的激情。“我認為煤礦工人是最可愛的人，他們犧牲了自己應該享受的那份陽光，把髒、苦、累留給自己，把光、熱、笑貢獻給人民。”老人曾經動情地說。

他與礦工親如兄弟，礦工把他當成了親人，經常一起拉家常，不時的還談起舊社會的磨難和共產黨的恩情。功夫不負有心人，處處留意皆學問，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歌謠：“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鞭子是窯主的槍杆子，煤窯是窯工的棺材板子”等等，姚筱舟說：“礦工們都是‘口頭文藝家’，故事、戲曲、順口溜又多又精彩，我自己便陸續記錄了一大本。”

就這樣，看多了，聽多了，記多了，就有了創造的靈感。1958年初春，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姚筱舟趴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三首詩，其中《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雛形出稿了。1958年的一個夏夜，姚筱舟反複推敲，細細揣摩，隻有第二段中“鞭子”這個詞，讓他想了很久。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他總覺得“三座大山”不能體現勞苦大眾的苦難，他隨手翻起一本小人書，看到上麵有個提著鞭子打長工的胖地主，頓時來了靈感，他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窮人的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於是他馬上提筆改為“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歌曲的傳唱，曲作者朱踐耳一直想了解從未謀麵的詞作者“蕉萍”到底是何方人士？1963年秋，一封書信，讓小小的礦務局被“尋人啟事”搞得沸沸揚揚。有人向領導“舉報”，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總喜歡寫寫畫畫，時常向外投稿。黨委書記趙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誰，就召開大會問大家：“誰叫蕉萍？”當時的姚筱舟深受“血統論”、“唯成分論”迫害，“社會關係複雜”影響，心裏暗想“我出身不好，關係複雜，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灣……”姚筱舟猶如驚弓之鳥，以為發表的哪首詩又闖了大禍。第二天，礦黨委派人把姚筱舟找來，書記問“你是‘蕉萍’？有人見過你用筆名寫稿子。”姚筱舟一想，反正知道是早晚的事，是福是禍，管他了，就點了點頭。書記笑了笑說“這是好事呀，有啥不敢承認的！”，於是把朱踐耳的信轉到姚筱舟手中。

1997年5月9日，在老人記憶中，是最難忘的日子，時間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電視廣播大廈”4樓演播廳。應上海東方電視台之邀，他參加了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經過導演與主持人的精心安排，給姚筱舟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他見到了上海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在雷鳴般掌聲和閃光燈下，三人忘情地擁抱，緊緊地握手。

如今，85歲的老人，依舊謙虛地說：“我僅僅是寫了一首《唱支山歌給黨聽》的礦工詩而已，歌曲紅了不是我的功勞，我隻是一個‘禿子’罷了”。“這首歌能被廣大群眾喜愛，得益於雷鋒的抄寫，朱踐耳的譜曲，才旦卓瑪的演唱，更是因為歌曲真實傳達了新舊社會更替後新中國勞苦大眾的心聲，

大型人文曆史記錄片《唱支山歌給黨聽》，已在陝西銅川首映，該部紀錄片向觀眾展示了這支著名“山歌”背後鮮為人知的傳奇，姚筱舟老人也被當選為銅川建市60周年百名傑出貢獻人物。

歲月冉冉，時光流逝，永不褪色的是文化的傳承，願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曲世代相傳，願姚曉舟老人型幸福健康度過晚年生活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