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 理想與現實的對視

村民們打量著這些來自京城的知青們，知青們也打量著村民。

這打量，是城市與鄉村的對視，也是一群心懷使命感的知青與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對視。

1969年的春節很快到了，知青們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貴客的標準餐，四個小碗盛著燒肉、酥雞、丸子、排骨，擺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這一桌飯真算得上是“豪華大餐”了。那時的小孩子總是對過年有著特別的期待，因為隻有過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這頓飯讓知青們驚歎不已：“陝北竟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短暫的歡樂過後，梁家河真實的一麵就展露了出來。

正月十五剛過，村子裏有人鎖了門，走了。

“走親戚去了嗎？”

“不是，他們‘尋吃’去了。”

“‘尋吃’是幹什麼？”

“討飯！”

每年這個時節，村民們像約好了似的，紛紛離開家門，加入外出討飯的人流。在延川縣，幾乎有一半村莊都有人在這個時節外出“尋吃”，甚至包括一些生產隊的隊長。知青們不知道當地人是以這種方式來度過饑荒的，他們甚至罵那些討飯的人是“二流子”。

鄉親們來串門兒聊天，知青們就問出身，回答是貧下中農，那好，請貧下中農抽根煙；是富農，就轟出去。在那個年代的政治課裏，地主、富農是專政的對象。當年，受“左”的思想影響，知青們有著很高的“階級覺悟”。

農民的那種勞動強度讓初到梁家河的習近平感到震驚。陝北農民醒得早，清晨6點就起床上山勞動。爬到山上人已經氣喘籲籲了，但還要幹活，一直幹到晌午吃飯時間，沒有歇的時候。在這種艱苦的勞動環境中，習近平學會了抽煙，因為抽煙可以休息會兒。

城市與鄉村、平原與山區、繁華與貧困、開放與封閉、東部與西部，這些不同的概念在習近平腦海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他第一年的插隊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陰影。

習近平回憶說，他剛來的時候和這裏有種距離感。這種距離感隨著一件事在延川縣的傳播被強化。

2004年，習近平在接受延安廣播電視台的專訪時回憶，當時人們對他議論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麵包喂狗——清理書包的時候，他發現出發時從北京帶來的半個麵包已經發黴變質，就隨手扔給了狗。村民沒見過麵包，更沒吃過，聽習近平說那是麵包，難以想象怎麼能拿這麼好的東西喂狗，就說知青糟蹋糧食，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傳得整個延川縣都知道了。

“陌生的環境中，周圍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僅15歲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獨。”

那是一個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親遭到批判關押，母親被下放，姐姐去了內蒙古···“生存還是毀滅？”習近平掙紮在這個哈姆雷特式的追問中，十分苦悶。

他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驛另一個大隊去找八一中學的同學，板凳還沒坐熱，就接到公社緊急通知，要求全體知青、基層幹部和民兵到公社開會。趕回梁家河顯然已經來不及了，兩人便隨這個大隊的隊伍直接去公社。隊伍打頭的是大隊黨支部書記，扛著紅旗。快到公社時，看到了梁家河的隊伍，兩人加入到自己大隊的隊伍裏。

這件事怎麼看都稀鬆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卻從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習仲勳的兒子不跟紅旗走了”。在當時的語境裏，不跟紅旗走就是不跟黨走，就是反革命。

這件事被人們議論了好一陣後漸漸被淡忘，但在習近平的心裏卻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該怎麼辦。其他人出工幹活，他卻打不起精神來。

習近平很苦悶，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壓力，又豈是“苦悶”兩個字能說得盡的。此時，習近平還不知道，梁家河插隊的15名知青中，有10個人的父母正在遭受著批鬥···

習近平坦言他當了一次“逃兵”。幾個月後，習近平向梁玉明請了假，回京探親。沒想到，因為失去了北京戶口，當地公安將他當作“倒流”人口抓了起來。

“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是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他被強製幹重體力活。“海澱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習近平後來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