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看黨建
作者:董東煤業公司 袁警
2018-11-28 10:26
來源:本站原創
2006年8月,某市委書記寫有一篇《認真探索憑實績用幹部的正確途徑》,文章如同平時的講話一般,裏麵充滿了“要”如何、如何的語氣。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梁衡在審讀大樣時批道:“報紙不能發這樣的稿子,一個小小的地方官有什麼資格向我全國200萬讀者指手畫腳,在一篇千字文中一要再要,連說13個‘要’字呢?報紙是大眾傳媒,每天在傳播信息、知識、思想,唯一不能傳播的是命令,更不能傳播這種霸道作風、官樣文章。不知什麼時候,我們的幹部隻會利用職位、權利說話,而再不會用思想說話、用心說話……”。為此,梁衡還專門寫過一篇《“要”字牌言論》的小文,指陳利害:“這種言論,幾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這,‘要’那,要讀者去照辦執行”“報紙的力量是一種‘軟實力’,不是行政硬實力。所以它一是應有一種讓人心悅誠服、自願接受服從的思想魅力,二是必須有能表達這種思想的個性方式和風格……。如果去掉個性的東西,隻把文件拆成幾段,多加了幾個‘要’字,說好聽一點是傳聲筒,不好聽是抄襲,因為這裏並沒有作者的新創造”。 現在,“要”字牌言論依然盛行,我們看到的很多文章,仍然是工作部署式的“要”,即便一般幹部,寫幾句心得、談幾句體會,甚至經驗
總結、座談發言,也是“要”這,“要”那,隻管要求別人,卻似乎與自己全然無關,可謂文風日頹呀!當年,毛澤東作為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大家和開國領袖,是最有資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的,然而細讀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各類公文、新聞評論、政治言論,卻很少以“要”字來下命令、作部署,而是以思想取勝、以道理服人、以形象動人,擺事實、用典故、借譬喻,條分縷析、陳言務去、直指核心,使“工人、農民讀了不覺為深,專家教授讀了不覺為淺”。 還有一點,我們現在的一些黨建文章即便是不“要”或者少“要”的,卻也是板著個麵孔,“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充斥著枯燥乏味的政治話語,缺少了語言生氣和靈動之美,令人讀之味同嚼蠟。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在批示《對北戴河會議工業類文件的意見》時曾大發脾氣:“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後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鬆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於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 毛澤東的文章之所以磅礴淩厲、氣象萬千、五彩斑斕、筆走龍蛇、群峰逶迤、形象生動、通俗典雅、笑談真理,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他不是這“要”那“要”,而是借
文學來翻譯政治、用哲學來表達思想,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預言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那一段:“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顛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有動搖和微詞時,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看不到前途時,他發表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中共七大是一次很重要的大會,毛澤東所作的閉幕詞《愚公移山》,卻不是以理說理,像許多政治報告那樣枯燥說教,而是以“事”(為美國人送行)說理,以“典”(愚公移山)明理,寄思想於形象,寓說理於敘事。如此等等,都是假
文學之手來行政治之責,用哲學之思來書政見之文,從而創作出不可複製的政治美文。正如梁衡所言:“對毛來說已分不清是挾著政治風雷在
文學領域振聾發聵,標新立異;還是乘著
文學的春風,在政治領域移花接木,植鬆栽柳”。今天,我們的黨建文章確實太需要這樣的振聾發聵、
標準立異,這樣的移花接木、植鬆栽柳了!因此,我們應該真正的破除“要”字牌言論,借文學來翻譯黨建、用哲學來思考政治,實現彼此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黨建文章清流泉湧、光彩照人,呈現出靈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