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牛虻》的藝術特色與牛虻形象的意義
郭長誌
英國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的傑作——《牛虻》，1897年問世以來，已經88年了。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牛虻》贏得了廣大的讀者，受到千百萬讀者的歡迎。《牛虻》被譯成世界各種文字，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探討牛虻形象的意義，研究《牛虻》的藝術特色，仍有借鑒作用。
一
伏尼契運用各種藝術手段來推進情節、表達主題、塑造人物，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第一，用富於個性化的語言通過人物的行動表現人物的性格、氣質和思想，在“動”中塑造人。
空洞無個性的對話、平淡瑣碎的敘述、冗長無味的心理描寫是小說藝術的大忌。在行動中刻劃人物能用極少的筆墨寫出豐富的個性來，寫出豐滿的人物來，能把人物寫活。通過行動刻劃人物不但是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也是世界文學藝術的寶貴經驗。《牛虻》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藝術手法。如：
“第二天早晨蒙泰尼裏醒來，亞瑟已經不見了，原來他不等天亮就上山去‘幫迦斯伯趕山羊去了’。
“但是早飯開出來不多久，他就飛奔回屋裏來，光著頭，肩上馱著一個三歲模樣的農家女孩子，手裏拿著一大束鮮花。
“蒙泰尼裏抬起頭，微笑著朝他看著。這跟在比薩和策克亨時嚴肅和沉默的亞瑟，是一個多麼奇異的對照啊。
“‘你上哪兒去了，你這野孩子?早飯也不吃就滿山亂跑嗎?’
“‘啊，神父，多高興啊!太陽升起的時候，山景是這麼壯麗;露水又這麼濃!你瞧!’他舉起一隻濕漉漉的泥濘的靴子。
“‘我們去的時候就帶了一些麵包和幹酪，到山上牧場裏又擠了些羊奶喝;啊，那可真是髒!可是現在我又餓了，也要弄些東西給這小家夥吃。安尼脫，你吃點蜜糖好不好?’
“他已經坐了下來，把小女孩子放在他的膝上，幫她把花整理好。”
這裏，通過幾句精煉的對話、簡煉的描寫，牛虻少年時期那種天真爛漫、活潑熱情、興致勃勃、好奇好動的性格就活脫脫地躍然紙上，曆曆如繪。這樣精彩的例子在書中是很多的。
第二，優美的寫景。情借景來渲染，景拿情來充實，情景交融是上乘，單純為寫景而寫景是不足取的。《牛虻》中的環境與景色描寫很美麗，粗細相得，遠近相宜，似油畫，又像電影鏡頭的移動、變換一樣，細膩入微、清麗秀美，富有詩意。如：
“他們沿著湖邊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在一堵低矮的石牆上坐了下來。緊靠著他們身邊，長著一叢掛滿猩紅果實的野薔薇;一兩朵遲開的奶油色花依舊懸掛在一莖較高的枝條上，滿含著雨水，哭也似地在那兒搖曳著。綠色湖麵上，一隻微微抖動著白色翅膀的小船，在潤濕的微風中蕩漾。那個樣子，看上去顯得很輕盈，很纖弱，就好像是投在水麵上的一簇銀色的蒲公英。高踞在薩爾佛多峰上一所牧人的茅屋的窗口，仿佛是一隻睜開著的金色的眼睛。薔薇花在九月的閑靜白雲底下垂著頭，做著好夢。湖水在靠岸的鵝卵石中間蕩濺著，喃喃低語著。”
畫麵柔和，意境雋美，詩味濃鬱，顏色豐富。我們好像置身其間，欣賞了意大利夏季美麗的田園風光。從這安謐的描寫中也感覺到情境是平靜的，剛入情節，矛盾衝突還沒有展開。
又如：
“這是一個柔和的春夜，天氣溫暖，星光燦爛。水拍打著石堤，在那石級旁邊蕩漾著的柔和的涓紋，發出一種像是低笑的聲音。近處有一條鐵連在緩慢地來回搖晃，吱吱作響。一架巨大的鐵的起重機昂然而淒寂地矗立在一片昏茫中。黑沉沉的映在一片繁星密布的天空和珍珠色的雲圈上，那幾個帶著鎖鏈掙紮著的奴隸形象，正在對他們的悲慘的命運做徒然而激烈的抗議。”這段寫景，不但具有上麵所述的優點，而且還隱微的暗示讀者：矛盾就要展開，牛虻逃亡的結果將是牛虻更強烈的反抗，更堅決的鬥爭。同時對牛虻性格的發展也有隱示。
與表達主題、塑造人物無關的寫景，是贅筆，縱然寫得十分綺麗，也無補內容的空虛。寫景，隻有在它能夠造氣氛，交代、促進情節的發展，襯托人物的心境，突出主題時才有積極的意義，才有價值。融情入景、寓情於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是《牛虻》的藝術特色之一。
第三，用對話介紹、刻劃人物，交代情節，展示矛盾。小說開始的幾頁就通過亞瑟與蒙泰尼裏的對話把亞瑟的身世、理想、家庭、處境以及與其有重要關係的人物(如瓊瑪)介紹得清清楚楚。沒有給讀者蕪雜拖遝的感覺，是自然而然地在強烈的藝術魅力中接受的。全書的描寫多於敘述，甚至對話多於描寫。伏尼契賦予對話以更多的作用。
牛虻從街上救起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當他抱著孩子向綺達要求借她車一用時，綺達不耐煩地告訴他說：把孩子送到收容所就完了。這時，作者這樣寫了二人的表情和對話：
“‘他受了傷’，牛虻重複地說，‘就是要送收容所，也得等明天，目前我得先照顧他一下，給他一點吃的。’
“綺達做了一個表示厭惡的鬼臉，‘你竟讓他的腦袋貼著你的襯衫啊!你怎麼的啦?髒哪!’
“牛虻抬起頭，臉上突然閃出了怒意。
“‘他餓了!’他惡狠狠地說，‘你是不懂怎樣叫餓的，是不是?’”
這裏，通過綺達和牛虻的對話，表明了兩人階級立場的不同，突出地表現了牛虻高尚的同情心，也把綺達富家小姐的神氣與模樣勾畫了出來。
又如，牛虻越獄沒有成功是通過軍長同蒙泰尼裏的談話告訴讀者的;瓊瑪和瓊瑪的家庭是通過亞瑟與蒙泰尼裏的談話介紹的;亞瑟逃亡十三年之後改名牛虻的經過是通過黨內的議論和牛虻的自敘來介紹的，等等。
巧妙運用對話形式，使《牛虻》結構緊湊、自然、精煉，節省筆墨，增加了藝術感染力。
伏尼契對於書中不太重要的人物一般不作細致的描寫和刻劃，而隻是通過側麵的渲染、烘托、誇張來表示其存在、表示其活動的，對主要人物有時也采用這種方法。
高度的藝術性必須與深刻的思想性相統一。深刻的思想、時代的意義、曆史的再現——作品的內容隻有通過完美的藝術形式才能表現妥切，藝術手段、藝術技巧隻有在為表達、揭示主題和為刻劃人物服務時才有附麗。伏尼契實現了二者有機地統一，用精湛的藝術技巧和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塑造了一個不朽的意大利愛國誌士的典型形象。
二
牛虻堅毅、剛勇的形象鼓舞了人們為爭取自由、和平和祖國統一所作的正義鬥爭。克魯普斯卡婭回憶說，列寧非常喜歡《牛虻》，讚賞牛虻的堅忍精神、讚揚牛虻的堅強意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尼·奧斯特洛夫斯基也受到過牛虻精神的鼓舞。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很多讀者也喜歡《牛虻》，崇拜牛虻的品質和毅力。《牛虻》通過一係列生活畫麵和鬥爭場麵，用豐富的細節，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對奧地利封建王朝統治和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鬥爭，歌頌了參加鬥爭的意大利青年黨人。正如耶·葉戈洛娃序中所說：“牛虻——是前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間意大利革命誌士的英勇的形象。”伏尼契以熱情的筆觸歌頌了意大利革命者的英雄品格，描寫了牛虻視死如歸為和平自由、為獨立的意大利共和國獻身的崇高精神，展現了牛虻曲折艱難的成長過程。牛虻典型形象的塑造顯示了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功績。
人物活動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準備革命——起義，推翻奧地利殖民主義者，推翻教皇的統治，建立自由獨立的意大利共和國。如果有次主題的話，那就是對宗教迷信和宗教衛道者蒙泰尼裏的鬥爭，對宗教殘忍和虛偽的揭露與批判。這兩個問題密切的交織、連接在一起，後一個問題是前一個問題的補充和構成部分，鬥爭主要是通過三個重要人物的關係與活動來表現的、展開的：牛虻、蒙泰尼裏和瓊瑪。
牛虻的形象是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產物。牛虻的性格閃現的耀目的火花和精神世界達到成熟的高峰，是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的。淋風沐雨的流浪生涯，雜耍班的悲慘遭遇，使牛虻在少年時代、青年時代朦朧的信仰和理想愈來愈明確、愈來愈堅定，成為他生活的主要內容，成為他之所以生存的意義。牛虻十八歲時就已經確定了生活道路：“……把我的生命獻給意大利，幫助她從奴役和貧困之中解放出來;要把奧地利人驅趕出去使意大利成為一個除了基督教沒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國。”牛虻認為，他“既已了解了這個事業，就是這個事業中的一個人了。”
十三年之後的牛虻，已不再單純地憑熱情衝動去理解早年的誓言了，而是更加深沉、更加堅決，在冷峻中潛藏著、隱忍著對封建統治、對殖民主義者強烈的仇恨。牛虻這時已不是幼稚、純真的青年了，而是老練、沉著具有策略觀點並且懂得組織民眾去鬥爭的革命家了。
愛國主義日益成為牛虻思想的本質和主流，同時也蘊藏著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牛虻同瓊瑪黑夜大街救小孩，對綺達高貴的態度表示憤懣就是突出的表現。尤其是當他和瓊瑪從雜耍班出來時的心理和表情，給人印象很深。牛虻用激動不已的近乎發狂的呼喊，說出了他人道主義的自白：
“難道你從來不曾想到過，那個可憐的小醜也會有一個靈魂——一個活生生的、拚命在掙紮的人的靈魂，拴牢在那一個彎曲的軀殼裏，被迫做它的奴隸嗎?你對於一切都慈悲為懷，你看見那個穿著愚人衣服、掛著鈴鐺的肉體會感到憐憫，難道你就沒有想到過，那可憐的靈魂是那麼赤裸裸的竟連一件遮羞的彩衣都沒有嗎?想一想吧，它在那些觀眾麵前，冷得簌簌發抖，被羞恥和苦惱迫得轉不過氣來，隻覺得觀眾的嘲笑就像皮鞭一般抽著它，觀眾的哄笑就像燒紅的烙鐵燙著它裸露的皮肉!想一想吧，因而它嫉妒老鼠，倒不如它們還能有地洞可以鑽!而且你還得記住，靈魂是啞的，它哭喊不出聲來，隻得忍受，忍受!”
這是多麼痛心的控訴!這是多麼悲酸的揭露!因為牛虻自己有過親身的感受，才能發現人類社會不平等的現象，看出黑暗社會造成的悲劇，對黑暗不合理的社會的抨擊才那樣有力。
牛虻對教會有著特別強烈的仇恨。牛虻之所以反對教會，是因為教會欺騙了他，使他流亡國外到處流浪，經曆了十三年淒風苦雨的悠長歲月;教會出賣了他，使他長時間離開了黨的組織，蒙受了叛徒之冤。他“以為一切混亂和錯誤的大根源是那所謂‘宗教’的心理病症”，所以，他“要把教會的威信連根鏟盡”。牛虻認為，教會隻是“要樹立一種東西來向它崇拜，要找一樣東西來對它磕頭”;莊嚴的教堂是“充滿了教士和偶像的死沉的世界”，“充滿著舊時代的灰塵，它們是腐朽的，它們是有毒的，汙穢的!”;而“隻有我們”革命者“才是生命和青春，隻有我們才是永恒的春天”;他的生命，“除了跟教士們戰鬥之外”，“已毫無用處”。
做為教會主要代表的主教蒙泰尼裏，是牛虻攻擊的主要對象。牛虻同蒙泰尼裏的關係，就像“站在一個深淵的兩邊，要想隔著它攜手是辦不到的”。牛虻同蒙泰尼裏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不可調和的鬥爭，他們經常進行激烈的論戰。牛虻批駁蒙泰尼裏的文章充滿著仇恨的諷刺和狂怒的譏誚。但牛虻對蒙泰尼裏主教除了恨之外，還懷著一種愛。
牛虻愛蒙泰尼裏主教，是由於血統——生身之父的關係。但牛虻對蒙泰尼裏的恨卻百倍於對他的愛。這種恨，不是個人的泄憤或狹隘的私利，而是政治意識的尖銳對立。牛虻反對宗教，因為它把真理隱蔽，把和平玷汙，把自由封鎖，把幸福隳滅。牛虻的革命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獨立的意大利共和國，而教會憑藉宗教的孽毒成為維持封建統治和殖民統治的政治支柱。所以，反對奧地利侵略者、反對封建貴族統治者的鬥爭就不能不同批判宗教、反對教會的鬥爭密切地聯係在一起。這種曆史現象有著普遍的意義，宗教具有牧師的職能，總是充當統治階級的幫凶。宗教的統治不被推翻，宗教的偶像不推倒，革命群眾的精神枷鎖便沒有解除，也就談不到解放。這說明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不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總或多或少同時具有反抗宗教壓迫、揭露宗教潰癰的性質。
做為宗教的忠實信奉者和維護者的蒙泰尼裏，他也愛牛虻甚至甚於牛虻愛他。但這種愛不能越出他的宗教偶像——上帝所賜予的範圍，不能侵犯它所維護的那個貴族階級的利益。
牛虻不妥協的、徹底的、頑強的鬥爭精神，不懼強暴的反抗性格，是牛虻這一藝術形象的思想光輝，集中了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間意大利革命誌士的意誌和品格。隻是由於反動同盟力量暫時的強大和革命者策略上的失誤，導致了鬥爭的失敗。
即使在牢獄裏牛虻也未中斷鬥爭，在病裏銼斷了八根鐵條，在昏迷待斃的時候還忍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對敵人進行嘲罵、質問，慷慨陳詞、談笑自若，山崩於前不變色。牛虻驚人的堅忍精神，無畏的氣概使敵人膽寒，敵人害怕他的“滿口的玩笑”。牛虻說：“輪到我們收拾你們的時候，我們就要用大炮來代替這半打破舊的馬槍了;那時候，你才會明白我們是多麼會開玩笑的”。牛虻就是這樣一個快樂的“跳蚤”。
牛虻直到死前的一分鍾也沒對事業的勝利和正義性有過絲毫的動搖和懷疑，仍充滿著熱烈的信心、堅定的希望。牛虻在犧牲前寫給瓊瑪的信中寫道：
“那些陷在泥沼的家夥，這樣快就重新使用起秘密審問和處決的手段來，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轉機，同時使他們自己處在一個極其不利的地位;我又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們留下來的人能夠堅定地團結起來，給他們以猛烈的打擊，你們不久就要看到偉大的成就了!至於我，我將懷著輕鬆的心情走到院子裏去，好像一個小學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經盡了我工作的本分，這次死刑的判決，就是我已經徹底盡職的證明。他們要殺我，是因為他們害怕我，一個人能夠這樣，還能再有什麼別的心願呢?”這就是牛虻的全部理想。牛虻以英勇的行動結束了壯烈的一生。
需要指出的是：牛虻的形象有曆史的階級的局限，牛虻的思想是那個特定時代的思想。牛虻對受苦人隻是憐憫和同情，隻覺得“他們”值得“可憐”，沒有繼續探尋思考下去，透過這種悲慘的現象看到吃人社會的本質，沒有認識到隻有消除剝削製度才能徹底改變這種人剝削人的現象。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馬克主義還沒有產生，意大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中，無產階級還不強大，還沒登上政治舞台。因此，牛虻思想的最高認識也隻能是傑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民族複興運動的英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牛虻隻知道“靈魂是啞的，它哭不出聲來，隻得忍受、忍受、忍受!”他不知道，有這啞的靈魂的人們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曆史使命團結起來，就會成為巨大的衝擊力量，衝毀舊世界，建立起無剝削無壓迫的永久和平自由的新世界。
牛虻對宗教的批判也是不徹底的。嚴格地說他隻反對教會而不籠統地反對一切宗教，因為牛虻不要蒙泰尼裏的宗教，卻要保留自己的宗教——基督。牛虻沒有意識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這個本質問題，不懂得把反宗教的鬥爭“同消滅產生宗教的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係起來”(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列寧選集》第二卷，第273頁)。所以，牛虻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向貴族奪取政權時期的反封建鬥士，與無產階級戰士是有本質區別的。
三
與牛虻一起做革命工作、對牛虻有深厚感情的瓊瑪是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牛虻的同誌、女友和愛人。
瓊瑪與牛虻是兒童時代就在一起的青梅竹馬的好朋友，當瓊瑪“還是一個小姑娘、穿著一件花格子罩衫、圍著一個皺縮不平的胸群、背上拖著一條小辮子的時候”，牛虻就愛上她了。隨著時間的流駛，他們由天真爛漫的少年長成了身體健壯、知識豐富的青年，感情的溪水泛起了愛的浪花，牛虻對瓊瑪愛得尤其深摯。這不僅是因為瓊瑪出息成了一個美麗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們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誌願、共同的語言。
牛虻不是庸俗的色情之徒，也不是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對瓊瑪的愛情有政治鬥爭的內容，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共勉，堪似柏拉圖愛情的模式。對牛虻，愛情是為革命工作服務的。當綺達要求牛虻同她到南美去過快樂的生活時，牛虻拒絕了。牛虻對綺達說：“我並不愛你。而且即使我曾愛過你，也不會跟你一起離開這兒的。意大利有我的工作，還有我的同誌們……”在牛虻看來，事業高於愛情。
牛虻十三年後同瓊瑪再遇並且在一塊兒工作，卻始終沒把自己真實的身份告訴瓊瑪，似乎有點冷酷，其實不然。牛虻不把真情流露，幾次用極大的自製力控製感情的爆發，對他何嚐不痛苦!牛虻之所以不暴露身份，隻因為是：一是對工作不利、對事業不利，甚至會帶來惡劣的後果，也許還會給瓊瑪帶來不幸;二是他經曆的種種苦難是與她有直接關係的，牛虻不願意把自己苦痛的經曆和辛酸的往事告訴任何人，包括瓊瑪;三是說出自己真實的身份、暴露自己原來的麵目也不會使瓊瑪高興的——因為牛虻那些留連顛簸、辛苦輾轉的生活不會使瓊瑪快慰。牛虻不願挑起久埋心中的悲傷的回憶，給他和瓊瑪新的純潔的感情蒙上陰影。
牛虻與瓊瑪的愛情是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他們愛情的命運與其說是偶然的巧遇，不如說是對偉大事業獻身的願望把他們聯結到一起的。瓊瑪與牛虻一起對殘暴的專製統治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他們置生死於度外，為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奮鬥著，吃盡千辛萬苦，罹過無數劫難。“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曆史潮流中得來的。”(恩格斯：《致斐·拉薩爾的信》(1850年5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83頁)牛虻和瓊瑪愛情的發展是悲劇的結局，但他們的悲劇愛情，不可同封建時代曆史上的棒打鴛鴦相比，注入了為奪取政權而共同鬥爭的時代內容。牛虻是以喜劇的樂觀態度向死亡告別的。牛虻死前給瓊瑪的信，是對瓊瑪的忠貞愛情的表白，是對詩一般美好的童年時代甜蜜的回憶，是卸下也是加重瓊瑪心靈痛苦的謎底。信的樂觀的筆調與寫信人已死去的哀痛消息的矛盾，長期尋找亞瑟、懷念亞瑟沒有結果而突然知道前不久在一起工作的人就是亞瑟的喜悅同時又與亞瑟永遠地訣別了的矛盾，是在一瞬間發生的，悲劇的力量這時達到高峰——牛虻從容就義了，留下的是瓊瑪更加沉痛的追悔、更加深摯的悼念。
伏尼契是長壽的(1864——1960)進步作家，留下的作品不多。《牛虻》蜚聲世界文壇，許多歐洲文學史書卻沒有述及。《牛虻》成書於無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的1897年，馬克思主義已經廣泛傳播，一個進步的作家不能不受其影響。伏尼契在十九世紀末寫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事，對人物有沒有拔高?牛虻的某些話有過於昂揚之嫌。但這無損對《牛虻》和牛虻肯定的評價。
牛虻的形象永遠活在意大利人民的心裏，活在全世界廣大革命者的心裏。牛虻悲壯的死，使他的形象更豐滿、更光輝。牛虻死的悲劇不意味他所從事的事業的悲劇，也不表示曆史發展的悲劇。馬克思說：“世界曆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7頁)牛虻的形象鼓舞著後來者為實現世界曆史的最後喜劇而鬥爭。正如耶葉·戈洛娃在序中所說：“長篇小說《牛虻》將永遠以它愛國精神和革命熱情的活力，緊緊攫住讀者的心靈。”
1965、6、27——29草成
1985、8、10——11改定
2001、9、25打字並略改
